一、教育评价中的工具理性危机 什么是教育评价?教育评价的概念并不复杂：“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做出判断的活动，是对教育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做出判断，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1]从定义中可以看到，教育评价首先是一种“评价”的活动，教育评价必须符合评价的一般定义，它是评价的主体本着价值标准对客体满足其需要程度做出判断的活动；同时，教育评价当然又是以教育活动为前提的，倘若没有教育活动，那也就无所谓“教育评价”。换言之，教育评价必须反映教育的根本特性和特点，根据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来进行评价，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选择评价的标准、方法和工具。这正是其不同于文化评价、经济评价等评价活动的核心，是教育评价的本质所在。教育评价也只有通过正确地反映教育本身，才能够发挥指导和改善教育现实的作用。 但是当下的教育评价是否反映了教育本身?或者说，是否真正地从教育的立场出发进行教育评价?从现实的种种情况来看，恐怕并非如此。第一，随着在教育评价体系中以“效率”“竞争”“绩效管理”等为追求的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盛行，教育评价愈来愈走向功利化。这种新管理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在于，透过绩效指标测量组织设定的目标，将任务与指标层层分解成为量化的考核标准落到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上，并以能否完成这些统一的考核标准作为评价的基本依据。评价系统所给出的标准在体系内是统一的，每个个体都必须接受同样的标准，同质化和标准化是主要的要求。在这个体系中，教育评价的结果与教育活动中的个人的利益诉求(晋升、职称、声誉、升学、就业等)直接挂钩。在新管理主义的逻辑中，任何劳动和工作都经过评价体系进行排序，与绩效直接挂钩，直接明确地对应着各种奖惩。教育评价往往会发生畸形的“蜕化”：在学生看来，教育评价就直接等同于考试中的“分数”，因为这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教师而言，教育评价往往等同于各种头衔、项目和奖项这些“好教师”的标签，拥有越多标签就意味着是越优秀的教师，有越高的教学质量；而对于管理者来说，教育评价就等同于“本科率”“重点率”等数据，例如常年在媒体中所炒作的“高考状元”，就公然成为显扬的政绩，上级的奖励与惩罚也维系于此。无论是学生、教师，抑或是教育系统中的各级管理者，还是看似处于这个评价体系之外的家长群体，通通都被卷入这一体系之中，服从于这个评价体系的基本逻辑。由此看来，“分数主义”“唯成绩论”的盛行也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缘于评价日益成了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出现了大量形式、类型多样的教育评价活动，教育场域中的所有人都被迫应付这些花样繁多的评价，“应试化”“形式化”态度逐渐成为常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对于教育事业的热情只会被消耗殆尽，所追求的不再是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是如何熟悉评价的规则及迎合规则并在竞争中获胜。 第二，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评价技术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制度的宏观层面上，教育评价成了一种管理手段，愈来愈束缚住个人；而在微观层面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教育评价也逐步将“具体”的人视为由数据所构成的“抽象”的人。现如今，一提起教育中的评价，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是“信度”“效度”“标准化”等字眼。这种现象背后的观念根源就是，评价总是需要客观的、精确的、可重复的，要以全然数字化的形式进行。从技术主义的本体论上说，世间的任何对象都可以被以数字的方式标注和预测，人的心智和品质也不例外。在互联网、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日趋完善的技术为技术主义发挥想象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开启，数据在教育评价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技术设备在教育场域中的普遍运用，使得我们能够全程观察课堂中的学生表现，采集、记录相关数据，并即时反馈。依靠海量的实时数据，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状态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评估。数据的采集甚至可以延伸到课堂之外，观察学生全部的个人生活，描绘出一个“量化自我”。[2]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教育评价和测量的系统得以重新塑形，个人被彻底地还原为数据的集合体，这些数据为具体的教育活动及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设计提供相应的依据。至此，福柯所言及的现代社会的“自我技术”终于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为每一个体量身定制了一座数字化的“圆形监狱”。技术进步成为教育评价的“双刃剑”，使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逻辑日趋严重。 针对上述情形，许多研究对教育评价中的种种弊端做出了反思，指出教育评价危机的根源在于对教育应该遵循的价值的忽略。例如朱丽、李卫霞指出，在强调教育评价科学性，追求教育评价技术手段不断精进，进行“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教育是作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存在，还需要重视评价中的价值判断，思考其中的伦理维度。[3]叶赋桂指出现行教育评价的一大困境正在于丧失了实质的评价，丧失了教育评价中应遵循的价值，从而走向了浮华和形式化，教育评价的改革要把价值放在第一位，应当“先有价值，再有评价”[4]。金生鈜更是指出，教育测评与教育所面对的人的现实生命之间存在的对立，是因为“人的生命形式的复杂性和生成性，生活形式对人的生命的意义，根本不是教育测评所能够接近的”[5]。那么，当教育评价忽略了所要遵循的价值与伦理，教育评价本身就会偏离教育的根本目的与基本立场，走向自身的异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教育评价应当发挥的立德树人教育观指挥棒的育人功能担当与评价目标的工具化、评价主体的行政化、评价内容的形式化以及评价标准的单一化的教育评价现实之间的错位，而这从本质上来说是教育评价功能偏离立德树人本质功能的异化结果。[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