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次到卫国，弟子冉有随行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就赞叹道：“庶矣哉!”冉有便问老师：“人口多了，然后要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问：“百姓富裕了，还要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之!”(《论语·子路》)孔子为卫国的“庶”而高兴，并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是“富”和“教”。在孔子时代，各国都竞相扩充人口，那时人口既是生产力，还是战争时期的兵源，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孔子关心人口是有政治眼光的。人口多了，就要“富”“教”，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以便可持续发展。在孔子的政治视野里庶、富、教是一体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应然秩序和治理生态，在今天仍具有教科书意义。特别在这个典故里，我们还看到孔子是对卫国这个小国、他国的指导，具有某种“天下”情怀和“大同”关切，其宽广胸怀尤其值得赞叹。历史上对富民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但在“富”与“教”的关系上传统政治虽然多提倡“先富后教”，更认为要关注“富”“教”的统一性，特别还提出了“教”的独立性及其政治意义。儒家的富教辩证法最终走向弘扬道德理想层面，指出道德教化的人性基础和政治必要。传统的富教之道在新时代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可以将传统的“德教”之道与现代“德育”结合起来，以实现传统教化之道的“守正”及新时代的“创新”。 一、“庶”而“富”的政治进路 人或人口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力以人口资源为本，人口多寡对国家发展非常重要。孔子关心和爱护人，人们常举《论语·乡党》里的一则故事：有一次孔子退朝回家，听说马厩起火了，就问“伤人乎?”没有问马的情况。这个事例常被用来说明孔子有仁爱之心。但若从孔子的国家心胸看，从他赞叹“庶”的情况看，他就不仅是在关爱一个具体的人，还是在为国家“爱人口”，不让一人损伤。所以孔子的爱人，是有政治境界的。我们还有理由说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也不仅是个孝道问题，还是为国家的人口贮备和经济发展而考量的政治性问题。孟子在这话后面还跟了一句：“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舜看到后继无人，在没有告诉亲友的情况下就娶妻生子，这是真君子，真君子以为“有后”“添丁”就是告慰祖先，有益家国。今天我们若谈“爱人”，首先也是要关注人的生存权、生育权，然后才是优生优育等发展问题，都饱含了政治关怀。 国家有了一定的人口，就要让人民吃饱穿暖，乃至富裕起来。马克思说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首要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百姓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条件，在传统文化里更简洁地表述为“民以食为天”。对基本生存条件的需求是人性本能使然，似乎不必多解释，“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人有了基本的生存资料，还会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也是人之常情，“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车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荀子·礼论》)温饱了还要过上小康、富裕的生活，都是人性使然。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贫穷而能好好生活的很少，“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单纯的思想教育或政治工作让一个穷人没有烦恼怨恨，是很难的。孔子还说，“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贫穷加上缺乏教育，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贫穷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治安乃至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让百姓脱贫或致富变得无比重要。 对于国家治理来讲，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已经是历史经验。孟子描绘了“王道”之治，百姓生活是富裕的：“谷与鱼鳌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要做到民富，民富是王道。民富则百姓生死无憾而国家安定，真正的王道政治就开始了。相反的情况则是：“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便谈不上礼义教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都会失败。《管子》对民富的意义挖掘更有政治逻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管子·治国》)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百姓有所重和敬畏，就好治理了。王充还具体地说，人的善恶和礼义表现，不是“本性”善不善的问题，而在于有没有饭吃：“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攘。……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富裕能让百姓生活安定，能让统治者得民心，这是朴素的唯物政治观。 孔子更看到百姓富足了，则在上者自然富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儒家很早就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的告诫，把百姓的贫富看成统治成败的指标，认为百姓富裕则国力强盛，“民富国强”是基本的政治逻辑。王充更具体地说，民富而国富，国富则兵强，便能御外称霸，获得国际声威：“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论衡·治期》)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仍然有效。唐甄以清醒的头脑总结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③国家太平的基本指标是民富，民不富而得治理，是政治空想。历史上这种空想的政治，都是失败的，后果相当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