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实际落地150项，统称“156项工程”)，这些项目通过“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为了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发挥原料产地和地理交通优势，并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156项工程基本没有在沿海工业重镇设点，而是将79％的重点项目放在了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内陆地区。①这些城市原有的工业和市政设施都较为落后，缺乏足够的技术管理人员，难以独自承担繁重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工业城市给予大力支持。据初步统计，“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217804人，其中工人128144人、工程技术人员29790人、职员41511人、其他人员18359人，为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重要贡献。② 目前关于156项工程的研究成果，已经关注到上海对内陆城市的技术和人才支援③，也有论述156项工程和工业城市发展过程中上海技术管理人员起到的重要作用④，但对于地方之间资源转移和横向支援的过程细节论述尚不充分，也未能充分揭示出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支援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具体参与者对于支援活动的态度及看法。本文选择上海和156项工程建设重镇洛阳的互动过程为研究对象，探讨上海如何通过企业动员和人员内迁的方式，推动技术人力资源在洛阳的集聚，进而使洛阳实现城市的“再造”。笔者认为，尽管156项工程没有落户上海，但上海通过资源的横向支援，在重点工程和工业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时时处于“在场”状态。这说明，在对156项工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制定，也不能局限于地方自身的微观角色作用，而是要从横向关联的角度出发，将重大建设项目置于“全国一盘棋”的中观视野之中，全方位关注资源在城市之间横向转移的过程、机制和效果，为阐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经验支撑。 “一五”计划期间重点项目的开展与上海的资源转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呈现出沿海工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内陆发展相对迟缓的区域格局。据1952年的统计，沿海各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2.6％，其中仅上海、天津、沈阳三市的工业总产值即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80％的钢铁工业位于沿海。⑤正如毛泽东1956年所言：“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⑥这种工业布局不仅不利于区域之间经济的平衡发展，造成原材料和成品运输的浪费，还容易遭到敌人对沿海地区的骚扰，甚至破坏轰炸。为此，“一五”计划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就是“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在全国各地适当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布局适应巩固国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⑦总体来看，“一五”计划期间动工的694个大型项目中，472个在中西部，占68％，222个在东部，占32％。⑧而在156项工程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之中，包括106个民用项目和44个国防项目，其中106个民用项目，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各有50个；44个国防项目，除了部分造船厂必须在沿海布设之外，有35个项目位于中西部地区。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共获得190.8亿元投资，约占总投资额的97.3％。⑨ 将重大建设项目放在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设备、资金和人才缺口，这些资源“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⑩上海作为“全国工业的最大的中心，也是全国技术的中心”，对于“全国工业化的支援方面，对于技术生产方面，有它决定性的作用”。(11)为了推进156项工程的建设，自1954年起，重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部委要求上海选派技术人员去内陆城市支援生产。对此，上海市积极响应。1954年6月，上海市政府和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大会，动员技术工人参加国家重点建设，会议指出：“以技术人才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全上海人民、首先是工人群众带有长期性的光荣任务，因此，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及各级工会组织，都应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把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动员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12)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8年，上海动员赴外地参加工农业建设的劳动者超过150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万多人、技术工人13.7万人，为各地培训艺徒13万人”，支援各地数以万计的机器设备、工艺品和原材料。(13)其中，在156项工程建设方面，“一五”计划期间，上海总共动员了8.21万名熟练技工、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批一般劳动力参与其中，尤其是在1955年、1956年重点项目建设的高峰阶段，上海从企业中选拔输送了53895名技术工人、14662名技术人员投入生产，还在企业内部抽调了各类人员92244名，并输送统一分配的各类学校毕业生23434名，社会劳动力90231名。(14)这些技术人员多数是钳工、车工、电焊工、气焊工、冷作铆工、铣工等核心工种，一半以上的人员技术等级在五级以上，部分技工的工龄超过20年，不少技术人员还是劳动模范、工会干部、车间主任等骨干分子。(15) 除了技术人员内迁之外，上海还动员企业整体搬迁，这与“一五”计划初期的“发展内陆、沿海紧缩”策略有关。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在《关于制定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度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经济国家计划方针的指示(草案)》中提出，上海等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禁止建设大规模的企业，以便在可能范围内将新兴的工业建设向内地转移。(16)1953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在上海召开工业会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在会上指出：华东地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均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因此今后在工作上，除了坚决保证中央所规定的重点建设与新建任务的完成外，应着重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培养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以支援在全国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17)根据这一指示，1953年编制的上海“一五”计划提出：“对现有企业，一般不作新建和扩建”，“对城市畸形臃肿的不合理状态，逐步加以紧缩”，“充分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的作用，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力争出产品、出资金、出技术、出人才”。(18)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上海数十家企业陆续迁往内陆城市，这些企业以原私营企业为主，涉及机械、水泥、化工、服装、橡胶、针织等行业，对于改善内陆较为贫乏的物资供应状况、恢复地方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