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研究以独立学科面貌进入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在近70年的学术演进历程中，以问题驱动为根本属性的语言规划学科重在探究社会转型中语言符号的习得、结构与功能，先后形成以经典或新经典主义及后现代批判主义为主的两大研究范式。然而，不论是早期关注发展中国家、后殖民地国家等语言问题的经典研究（Fishman & Ferguson 1968；Haugen 1959），还是随后聚焦多语社会中语言权利的后现代主义研究（Tollefson 1991），这两大研究范式一直受制于缺乏鲜活、客观的语言数据，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多语社会语言演化的规律与动因。基于语言数据分析发现的语言规律正是语言规划这一学科的基础，只有掌握规律，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语言政策（刘海涛2022a）。在数智时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发现语言规律呢？ 如果只是基于“花园”中精心修剪的几个例句，普遍意义上的语言规律并不容易获得，只有走进“灌木丛”，我们才能发现并解释真实语言样本中蕴含的语言规律（刘海涛、林燕妮2018：73）。除了真实的语言样本，科学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在发现规律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人类步入数智时代，以信息化、大数据、网络化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给语言规划这一学科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数据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正面临着走出“花园”、踏入“灌木丛”的最佳时机，数据驱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鲜活的人类语言使用中发现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人类语言系统的运作规律”（刘海涛2022b：1）。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这是挑战，亦是机遇。虽然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之于传统语言规划研究者来说是陌生且困难的，但这场变革也为我们提供了探查真实语言规律的数据和技术可能（秦洪武等2022；许家金、李佳蕾2022）。 当下，数据驱动的语言资源研究范式已成为语言规划学科转型的新趋向，相关技术方法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梳理数智时代语言规划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探究其研究方法创新及研究前沿问题，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语言规划研究的范式变迁与研究方法演进进行梳理和评价，进而就数智时代语言规划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希冀为数智时代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语言规划研究的范式变迁 经过60多年的学科演进，语言规划领域主要经历了“从工具观到资源观”“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从语言问题到语言生态”以及“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它学科”的转变（刘海涛2006：9），这些转变都表明这一学科范式的迭代更替。通过参考刘海涛（2006）对语言规划学科发展的探讨，同时结合语言规划的三大取向，即语言问题观（language as problem）、语言权利观（language as right）和语言资源观（language as resource）（Ruiz 1984，2010），我们将语言规划研究的学科范式归为三大阶段，分别为语言问题观视域下的经典主义范式、语言权利观视域下的批判主义范式以及语言资源观视域下的研究范式转换。 2.1 语言问题观视域下的经典主义范式 早期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满足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语言往往被视为影响和制约社会交际与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在以语言问题观为代表的经典或新经典主义研究范式下，探索语言沟通与交际之道是语言规划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这一范式下，研究者主要关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新成立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后殖民地国家面临的语言问题（戴曼纯2014），研究进路主要有二： 一是通过实证观察及历史研究两种方法来关注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后殖民地国家的语言规划进程。国外研究者基于大量社会语言学调查，提出了一系列语言规划领域的经典理论模式。例如Hornberger（2006）综合分析了早期学者的语言规划研究成果，并将其整合成了一个概括性框架。该框架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为语言规划的类型，即关注语言使用的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关注语言使用者的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和关注语言本身的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另一个为语言规划的具体目标，即政策规划（policy planning）及培育规划（cultivation planning），前者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语言问题（如国家社会问题），后者则主要涉及微观层面的语言问题（如听说读写的问题）。这些来源于语言规划实践的理论模式，因其具有普遍性意义，成为语言规划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是采用历史-文本分析法关注宏观的社会政治力量、历史运动及政策文件。研究者主要通过考察政府文件、历史文档及媒体文献等出版物探究世界各地语言政策的历史影响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背景（Johnson 2013）。Rubin和Jernudd（1971）在《语言可以规划吗？》（Can Language Be Planned?）一书中对国家开展大规模语言规划需要考虑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思考，该论著中的个案研究对当前开展国别区域语言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 此外，Fishman和Ferguson（1968）等语言规划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同样为研究者提供了语言规划研究的翔实案例。这一范式的研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宏观语言规划研究路径，为语言规划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 2.2 语言权利观视域下的批判主义范式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后现代思潮与民权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语言规划研究转向以语言权利观为价值取向的批判范式，即以语言权利、语言身份与社会公正为旨归的后现代批判范式（Tollefson & Pérez-Milan 2018）。此类研究考察影响语言规划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历史-结构主义研究法及民族志研究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方法成为这一时期不可或缺的研究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