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方言史断代

      语言史断代研究需要参照现有的材料。历史上“重要”时期的断定往往都需有据（文献）可依。否则，我们无法获知当时的语言特点，也就无法开展此类工作。这里所提及的文献证据，可以是完整的音系、语法、词汇材料等，也可以是零碎的注解、进入其他语言中的或来自其他语言的借词等等（后者仅能告知我们消亡语言的某些局部特征）。

      汉语语言学史（相对于史前史）实际上是方言史，汉人至少从青铜时代以来就说这些方言。它们中有些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地位，有些则不然，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演进中的汉语语言学史。华夏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汉语书面语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真实的方言口语，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前者对后者的反映程度可能会因时间、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另外，书面语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曾经反映了真实的方言音系，也同样难以判断。

      在汉语西北方言史上，反映前现代时期（premodern）的音系、语法及词汇等全套内容的材料虽间或可得，但通常甚为罕见，因为大部分的材料仅涉及音系。从地理上来看，历史术语“西北”所涵盖的地域至少应包括陕西南部的“关中”地区以及甘肃走廊，并且也很有可能包括被现代方言学家称之为“晋”的山西地区。该研究主要讨论前者（关中地区和甘肃走廊），后者固然重要，但该研究仅简单介绍其在西北语言史中的作用。先前的研究已对前者的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概述。①我们在此仅指出一点：尽管关中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开始讲汉语，但甘肃走廊地区直至西汉才开始受到汉人的政治统治。因此，我们推断，上述两地同时持续或多或少受到汉语影响的这种情形，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

      二、最早的阶段

      我们将以公元400年为切入点来展开西北方言史的断代工作。4世纪中叶，位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城相继成为两个外族王朝前秦（351-394）和后秦（384-417）的都城。这一时期，关中佛教文化十分兴盛，经甘肃走廊向西传播至中亚腹地。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也在这个西北佛教的“黄金时代”应运而生，随之出现了我们感兴趣的梵汉对音材料。这部分材料代表着我们所关注的两个重要的次方言。鸠摩罗什（Kumārajīva）的大量译本对应关中地区。这部分译本产生的时间大概在公元400年后不久，地点在长安。相关讨论详见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②。另外，至少有两类对音材料对应甘肃走廊地区。一类是4世纪末的佛陀耶舍（）对音材料和竺佛念对音材料。这些材料已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③。另一类是随后不久（约公元420年）出现的昙无谶（）对音材料，亦在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中有所述及④。总之，这些可能是最早详细记录前现代时期西北方言音系的资料。因此，我们暂且将该时期称为“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

      对于“古代西北话阶段”以前的时期，我们有出自竺法护译本的对音材料。竺法护（）于公元230年左右出生在敦煌的一个世居家族—月氏家族⑤，他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似乎都是在3世纪80年代（280′s）完成的，他从业于长安和甘肃走廊各地，一生著述颇丰，但遗憾的是其作品中的对音用例仅占一小部分。这部分对音用例经柯蔚南考察并收录⑥。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时期也许是拥有早期西北方言可靠对音材料的最早的阶段。我们称其为“前古代西北话阶段”（Pre-ONWC）。

      汉代中期出现了另一批对音材料，并非僧人所著。蒲立本（尤其是1962年的一项著述⑦）作过介绍，因而人们并不陌生。我们最近为这批材料做了索引，并在一篇未刊稿中述评了若干相关的问题⑧。该批材料中的一些汉代用例也许出自西北。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有进一步论述甘肃走廊地区方言的材料。同时期，关中诗人也撰写了一批诗歌韵文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以当时的地域方音为基础创作的（参见柯蔚南相关研究⑨）。较汉代中期更早的阶段，有一批来自古秦地的金石资料（paleographic data）可能与当前研究相关。此处主要指的是云梦墓（秦时期）出土文献中的及东周秦国青铜器铭文中的“假借”材料。韵文和假借材料可能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西北方言音系极为早期的面貌，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类型的资料是否一定可用于上述时期音系的实际构拟。因此，是否可将其纳入该断代系统也是无法确定的。但如果执意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借鉴考古学领域的术语，称这种类型的材料代表了“前古代西北话阶段”之前的那个时期（Archaic Northwest phase⑩）。

      三、中古阶段

      1.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之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都来自关中地区。此期第一个主要阶段（包括6世纪后半叶和7世纪前半叶）以两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为代表。第一种是可能出自6世纪后半叶长安地区的阇那崛多（）对音材料。尉迟治平(11)、柯蔚南(12)最近对此进行了讨论。早期水谷真城(13)、蒲立本(14)也围绕这些材料展开过专门的研究。第二种是颜师古（581-645）《汉书音义》（成书于公元641年）注解中的反切和直音材料。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以同时期的长安方言音系为基础创作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相较于阇那崛多的对音材料（第一种材料）而言，第二种材料可能代表着稍晚期的语言变化。大岛正二(15)、董忠司(16)及钟兆华(17)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严密的内部分析和比较，揭示了有关反切基础音系的大量信息。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一小部分7世纪的“藏汉对音”及“汉藏对音”材料。其中有些肯定至少可追溯到约公元650年或稍早时期，故而这些对音材料同颜师古的材料属同一时期。以上所有这些材料代表的是“隋唐长安阶段”（STCA）。从“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到“隋唐长安阶段”（STCA）的过渡是以某些明显的音系变化为标志的。声母中，双唇塞音（bilabial stops）在元音*u前变为唇齿音，舌尖塞音（dental stops）中开始出现一种带有卷舌音特征的新的塞音系列。韵母中，止摄内部广为合并，一等东、冬两韵已完全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