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人类认知方式；它不仅是一种辞格，还是一种思格（孙毅、周锦锦，2020：13）。语言隐喻源自语言交际活动，是说话者或写作者凭借词汇表述向听者或读者传达一种特殊效果，隶属语用学研究范畴。纵观隐喻理论的历时发展过程，其研究视域聚焦隐喻的言语属性、词汇语义与阐释机制等维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隐喻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松散句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2）词语隐喻归属于词汇语用学研究范畴，通常用于传达与语言编码不同的概念语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3）隐喻阐释基于熟悉度、复杂性和原创性等一系列调控因素，遵从与之相应的关联机制（20世纪末以降）。不同发展阶段均同时关注隐喻的经验式（非真假命题式）表意手法，如意象渲染、感知诱发和情感传达。事实上，一反传统研究视域下的隐喻阐释识解观，新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2008）基于隐喻语言的交际语用观，认为隐喻作为日常语言交际中的一种普遍表述形式与其他松散语义表述（loose talk）（即话语解读不拘泥于字面表述）并无本质区别，自此开创性地提出隐喻阐释紧缩论（Deflationary Account of Metaphor Interpretation），即隐喻语言作为一种松散性表述，其解读方式照例奉行关联认知和交际原则，形成字面/松散/夸张/隐喻的语义阐释连续统（the literal-loose-hyperbolic-metaphorical continuum）。换言之，隐喻表述与其他所有松散句式（语义近似、范畴扩展、夸张表述等）的阐释机制相同，仅在相关信息的提取和含义表述程度方面（即话语在特定场合下建立关联的特定方式）有些许差异，“隐喻阐释不遵循任何特殊机制，也不存在独有的隐喻阐释理论框架”（ibid.：84）。 本文不揣冒昧，在回溯经典关联理论对隐喻机制的判断与共识的基础上，对新关联理论的理论成果与学术进步予以介绍、归纳和整理，并推进其倡导的隐喻阐释紧缩论，聚焦隐喻言语交际的关联特性及其诗学效应的弱隐含推理机制，继而回归其松散语义的阐释路径，开启学界对于隐喻阐释机制的纵深化实证性认知探究，以期为四十余年来以认知为导向的概念隐喻理论开拓出一条别样的、可选择性的学术进路，共同为最终揭开隐喻的神秘面纱贡献力量。 二、人类言语交际实质阐析 学界普遍认为，语言表达形式受制于字面使用规范（隐喻和其他修辞表述违反了这一规范）。这一观点背后折射出人类语言的交际性，即交际双方完成意义编码-解码的行为过程。事实上，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交际代码的显著性特征除了代码体系的庞杂性，还体现在代码表意的偏差性。如果人际沟通全然通过编码和解码来实现，那么代码中的每个信号承载的信息内容应具备稳定性和单一性。一旦存在歧义——同一信号传递多重信息，解码过程便会中止。诚然在动物交流中特定信号编码后的确切信息也会随环境而变化。例如，在蜜蜂跳舞的交际信号中，蜜蜂的舞姿标识了花粉的来源，虽然这种信号指示受控于太阳的即时位置，但此类交际行为对环境感知度较低，可以通过类似代码的自动消歧规则保障编码-解码传输系统的稳定。然而，人类言语交际的语境感知度高，无法通过单一代码实现信息的自动识别。自然语言的句子表述存在多义性，其指称意无法通过单一解码行为予以破解。语义的编码机制通常是一种省略形式，会导致一些词不达意的语句表述。 人类不仅进行语言交流，还会凭借诸多明示刺激（ostensive stimuli）传递信息，如动作（手势或演说）或动作痕迹（文字），用一种直观的方式吸引对方注意并传达信息。许多明示信号刺激不是代码，所以无法严格赋码。通过明示信号人类无需借助语言，甚至无需凭借代码便能有效沟通。非编码的交际信号与编码的交际信号在人际沟通中的传输机制相同，无需直接编码，而是通过语境线索来传达交际意图。 无论是否使用语言或其他代码，人类交际都是一种推理过程。信息发送者提供一些意义线索，而接收者根据线索和语境推断出含义。线索可能参与编码，也可能不参与，如果被编码，不论是否类属语言信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推理过程提供语境信息，最终解读交际含义。这便引发出以下问题：一门语言倘若在人际沟通中可有可无，那么其使用价值何在？事实上，语言的价值在于它为说话人的意义传达提供各种线索来源，这些线索根据说话人的喜好变化可微妙复杂，也可自成体系。人们可以凭借语言畅所欲言，所言之事无需近在眼前，也不需刻意模仿，便可通过变换无穷的语言传递信息。非言语线索的种类相比更为有限。由此可见，话语阐释可以摆脱语言意义的编码机制，而是借助线索推理完成解读，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语言交流的复杂性，反而使其愈加纷繁，每个句子都能引发一系列全然不同的解读，远远超出初始的编码语义。 交际话语中的抽象化表述包含一类有趣的现象，即话语中的交际概念与编码概念所传达的语义完全不同。前者可能更具体化（外延更窄），亦可更宽泛化（外延更广），还可二者兼具（即语义范围有伸缩度，其交际概念外延与编码概念外延有所重叠），有时也会存在一种语义转移（semantic transfer）（编码概念和交际概念语义之间没有重叠，尽管这两个概念可能密切相关）。例如： （1）a.It's not open yet.（它还没打开呢。） b.The children formed a circle.（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 c.My husband is a bachelor.（我丈夫是单身汉。） d.The Ford Capri is deliberately cutting in front of us.（福特·卡普里在我们面前故意插队。） 例（1）a中的“打开”一词所编码的概念可传达诸多含义，如门、书、笔记本电脑、商店、坟墓、洗衣机等各类事物均可处于一种打开状态，亦均可用“它”来指代，而上述概念均是编码词汇概念的一种狭义化（具体化）词义表述。b中的“圆圈”是一种语义近似，鉴于儿童的站队方式具有一定非规则性，“圆圈”一词的交际概念比编码概念的含义宽泛。c中交际概念大致传递出行为放荡不羁、言而无信的男人，可涵盖一些已婚男人（编码概念词义扩大化），而排除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单身汉（编码概念词义缩小化）。d中提到的福特·卡普里并非一辆车，而是该车司机，这是一种词汇的转喻用法，是由同一场景中两种类型的元素（即框架内部关系）有规律地同时出现而产生（孙毅、李学，2021：7），不涉及词义范围的扩大和缩小。在新关联理论视域中，词语和短语的隐喻用法是一种词汇转义过程，尤其涉及词义扩大，如例（1）b和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