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语动词构式(Phrasal Verb Construction,简称PVC)是英语常见复杂谓词构式。统计显示,英语每百万词中PVC的使用频率约达2000次(Biber et al.1999:408)。此外,高频PVC构式常伴有多重义项。在前100个常用PVC构式中,每个语式①平均有5到6个义项(Gardner & Davies 2007),因此语义抽象性和多义性成为语言习得的难点。然而,现有研究鲜少从认知角度探讨PVC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对于更加复杂的三词子类Verb+Adverb+Preposition构式(简称VAP,如:go along with、get on to等)的同构多义现象及其语义生成机制研究尚付阙如。VAP构式兼具高凝固度、非组构性、约定俗成性、同构多义性等特点,使语义识解难度加大。因此,本研究拟聚焦语义复杂度更高的三词短语动词VAP构式,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相关理论,集中探讨VAP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 2.文献综述 2.1 PVC研究范式脉络梳理 传统语法认为,高度习语化的短语动词结构是“任意”组构而成,死记硬背是语言学习者的唯一出路。认知语言学家力图为其认知机制寻求合理解释。PVC认知研究的出发点是其习语性的连续统现象,由语义限制强度决定。研究者依据各自标准加以分类(Laufef & Eliasson 1993;Nesselhauf 2005;Waibel 2007),为评价限制强度提供支撑。此外,国外研究者还试图从句法结构(Dehé 2002)、历时演绎(Thim 2012)、回避倾向(Laufer & Eliasson 1993)、习得过程及认知特点(Garnier & Schmitt 2015,2016;Lu & Sun 2017;Waibel 2007;Zhang & Wen 2019)等角度进行论证。国内学者大多依托本土外语教学环境展开实证研究(如魏梅2014;俞珏、张辉2019;张萍、王晓琳2022),聚焦PVC构式的二语加工机制及有效教学方法。 然而,直接探讨PVC构式语义生成机制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近几年才得到个别关注。Ke(2017)自建双参数模型解释短语动词构式成分搭配问题。为量化搭配强度,建议将“节点词可搭配的数量或范围”视为构建模型的“适切工具”。这种计量法可部分揭示组构成分间的约束强度,也为解释该结构的语义透明性提供佐证;但该方法没能关注节点词在该构式中的语义功能,也没能解释构式义与成分义的共变关系。Lu和Sun(2017)探讨了两种基于隐喻的认知方法(隐喻联想与方位隐喻)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多义短语动词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前者效果显著而后者不显著。但有关“隐喻联想”的运作机制语焉不详。Garnier和Schmitt(2015,2016)关注PVC的多义现象,开发了短语动词教学表(the PHaVE list)并考察了二语学习者学习效能的影响因素,如频率和语义不透明度、二语曝光因素(包括二语教学方法、二语浸入和二语休闲活动参与度等)。其后,国内相关研究也沿用了该范式(如张萍、王晓琳2022)。 上述研究借由“紧密性”或“固定性”来区分PVC构式的不同层次,对其习语化程度进行分类;实证类研究结论均支持多义PVC构式的复杂性,但尚未提出较为完善的理论模型解释其复杂性,对于三词短语动词VAP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尚待深究。
(2010)提出,三种认知机制可激发习语的意义:1)隐喻;2)转喻;3)传统知识。该提法似乎为识解VAP构式提供方向,但需进一步阐明激活构式多重概念的交互模式及语义识解路径。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2 语义生成机制理论建构——概念整合及选显压制模式 构式语法把构式视为形义配对体。“构式范畴”代表形式,“概念空间”表达意义。构式本身也存在特定意义,它体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概括能力和认知体验的基本架构。Goldberg(1995)早期将“不可预测性”作为识别构式的核心依据,受到质疑后又指出不能将其作为构式心智存储的必要条件(Goldberg 2006:64)。但现有构式研究仍多聚焦于可预测性较弱、抽象程度较高的构式,并强调对构式义的分析大多不能按照组合原则进行推导,而应遵循整合原则加以识解(Langacker 2009)。 Fauconnier和Turner(2002)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人类思想的互动体验过程,并建立多域概念模型仿拟人类思维空间网络。它包括三个基本过程:组合过程(composition),指几个输入空间部分组合在一起;完善过程(completion),指对新提取的概念加以完善;扩展过程(elaboration),指对完善了的概念加以细化加工整合。经过这三个基本过程,最终形成新的概念空间,即新创空间(emergent space)。Goldberg(2019)将其称为“超维概念空间”(hyper-dimensional conceptual space),该术语显示出概念整合过程的复杂性。多域概念空间整合后导致构式义的抽象程度更高。其中,隐转喻投射是推进概念整合、浮现新创意义的关键点。 在构式形成过程中,构式义主导着成分义的概念选择和语义突显。Michaelis(2003a,2004)用“统领原则”(the override principle)解释构式义的主导作用,即当构式与组构成分在语义上无法兼容时,成分义需进行调变以适应构式义,从而形成构式压制(coercion)。压制的核心目的是解决语义冲突。以PVC构式为例:当节点动词与其组配构式配价不一致时,构式多居主导位,决定论元的增减,并可能导致节点动词的语义、句法、语用功能等发生移变(type shifting)。然而,词汇义对构式义的反向压制也不容忽视,它可改变构式的意义或用法。比如always对进行体的压制,频率副词对完成体的压制等(王寅2011:365-366)。部分学者(McGregor & Jezek 2019;Pustejovsky 1993;Pustejovsky & Bouillon 1995)在讨论构式压制时,注重归纳与构式相融合并获得突显的语义特征及其遴选条件。王寅(2009)提议用“词汇压制”对“构式压制”进行修补,以兼顾词项与构式的双向互动,并提出“选显压制(selection-salience coercion)”模式,即某一构式在压制其下位语式时,并未压制所有语义信息,而是选择与构式义相融合的信息并加以突显(王寅2011:375)。换言之,与构式义无关的成分概念被压制时,另一些与构式义相调和的成分概念被选择而得到突显,并通过隐转喻投射机制加以概念整合,最终使成分义与构式义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