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象”特徵的認知與建構　　

      漢字是集合形音義三種要素為一體的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其部首偏旁的功能和理據呈現出多樣化、複雜性的特點。關於漢字認知、學習與記憶這一問題，我們發現，16～19世紀西方漢學論著中關注的漢字字形的認知特徵，不僅包括了漢字本身所具有的認知特點，也蘊含了西人對漢字認知難點的思考。①

      利瑪竇（Matteo Ricci）作為備受尊崇的“西儒”異域人士，精通儒家經典及漢學寫作，對漢字的特徵認知早已做了探索和分析，②在他眼中，漢字“完全是象形字”，在《交友論》中，他曾從字源上談及“友”與“朋”兩個漢字，前者篆文的“象”在於兩手“只可有而不可無”，後者篆文的“象”則為“羽”，鳥必須備有“兩习”才能翱翔。③

      利瑪竇以西方的記憶術為認知原理，專門詳細闡述了漢字與“象”的關係，“象”不再僅限於象形字，而是以“象”為基點去探討漢字構形構義的特徵。他以漢字的“象”特徵為中心，專門編寫了一本關於如何學習與記憶漢字的專書《西國記法》（A Treatise on Memonics）。儘管利瑪竇所處時代較早，但其對漢字學習與記憶法的研究在16～19世紀四百年的漢學發展過程中可謂“獨樹一幟”，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本文擬以利瑪竇《西國記法》為考察重點，描述利瑪竇對漢字“象”的分析，以及他所闡釋的用“象”學習和記憶漢字的方法所在，分析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認知的“象”特徵及其建構問題。

      一、16～19世紀西方漢學關於漢字“象”特徵的回顧

      從傳教士及漢學家們筆下的文獻著作來看，他們特別重視運用漢字“象”的特徵來解釋漢字的字形或字義。

      16世紀的傳教士們大多是以漢字是“象形”的圖畫文字（Hieroglyphen）的維度來認識漢字的“象”特徵。比如，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早期在日本傳教之時，通過對漢字“人”的象形特徵的瞭解，推論其他漢字都是“描畫物體的形狀”；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sález de Mendoza）認為漢字都是“圖形書寫”；特別是何塞·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是一位西班牙耶穌會士，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也引起了他的興趣，④經過廣泛收集資料及對遠東區耶穌會士的信件及報告的整理，於1590年在塞爾維亞出版了《印度的自然史和道德史》，內容涉及亞洲地理、各類珍奇、中國的宗教與語言等，其中還專門討論了中國的文字，認為漢字與歐洲文字的差異不只是在於形態上，而在於漢字是表“繪畫和符號”的文字，漢字僅從形態上就可以表現出許多物體，可表示“無數事物的圖形”。⑤

      在16世紀來華的傳教士中，第一批有目的有計劃進行漢語漢字學習的，當屬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和利瑪竇，羅明堅在書信中曾提到最初學漢字，中文老師依照圖畫形象來教學，依馬畫馬，然後教發音與字形。相比前人，利瑪實在漢字研究過程中突破了漢字是象形圖畫文字的觀點，在字形、字義方面，上升至形象思維的空間，比較全面地審視了漢字的“象”特徵。

      到了17世紀，來華耶穌會士多從漢字的造字法及部件結構出發，來搭建漢字的字形之“象”。首先，從造字法上看，漢字的“象”特徵源於漢字造字之初的象形文字，與事物的形狀息息相關。比如曾德昭（又名謝務祿）舉例說，“日”的古字如太陽，“馬”如動物馬；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和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詳細闡釋了中國古體字的形態，闡述古代諸多帝王按照自然之物象創造古字的情況；其次，這一時期的傳教士還從漢字部件及其含義，來探究漢字中蘊藏的“象”，比如陸若漢（Joao Rodríguez）在《日本教會史》中舉例說，“天”是世間唯一的最大的事物；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指出漢字在形成多重結構時是考慮到了含義的，如“心、門”構成悶，有“心被禁錮在門內”之“象”；基歇爾並沒有來過中國，也未深入系統地學過漢語漢字，他認為漢字形體中間肯定存在着隱秘，需要人去探索推敲，可能有“極妙的暗示”，他在《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中援用其他傳教士的字例，認為“悶”的字形體現出的“象”就是“關上心門，心中痛苦”；“全”字體現出的“象”為“人”、“王”，言下之意“國王是唯一最完美的人”；“明”字的“象”則是“日”（太陽）和“月”（月亮），這些天體為地球提供光明或光亮。

      殷鐸澤與安文思對合體漢字“象”特徵的理解頗有特色，他們在漢字字源的基礎上加入了個人獨特的詮釋。如殷鐸澤在《論中國文字》中將“尖”與“金字塔”的“象”結合，上為頂點，下為底基；他把“惡”和十字架結合，認為該字由“空心的十字”、“二”、“心”組成，形成的“象”是“人惡毒，心便不完整，表裡不一”，又聯繫基督教義進行闡釋，說“十字架存在人心之中，若被人為地掏空，那心腸會變壞”。安文思則提出，中國人使用象形字的時間可以上溯至比埃及人更早之前，從起源上來看，漢字的古字最早是“形象和符號”，古字字形不太完善，是“表達人們所見事物形象”的方式，雖然他也將中西文字一律統稱為“letter”（字母），但他還是把漢字看作是一種不同於西方字母的漢文“字母”。⑥同時，安文思還在《中國新史》（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中明確提出中國漢語中“字母”很多，有54，409個，用這些字表達口頭語言，十分優美而生動，結構非常精妙，與圖畫、形象相關，比如“煌”字，由“火”和“皇”組成，構成的“象”就是“國王很光輝燦爛，為世界之最”，相比之下擁有“共同書寫”方式的其他民族，使用約24個字母，而字母的發音差不多，只是形狀不太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