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高山、大河作为地理屏障会对方言起阻隔作用，阻隔后的两地方言差异较大，如长江下游的吴语与官话，秦岭两侧的关中方言与陕南方言，韩信岭南北的中原官话与晋方言等。袁家骅（2001：3）指出：“如果有山林沼泽的天然阻隔，竟至完全隔绝。这样，原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差别逐渐增加，形成不同的方言。”而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间，如果时间久远，则会形成“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彼此来往减少”（袁家骅2001：3），方言差异也会逐渐增加。反之，差异则小。汉语方言分布格局的形成与该地区历史人口结构的变动、历史行政区划的变化、自然地理环境、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侯精一2001，李如龙2001）。同样，山西方言分布格局的形成，也与自然地貌、人文地理密切相关。侯精一（1999：45）指出，“山西晋语区下头所划分的各片与山西历史政区大致相合……山西历史政区的划分与山西的山川盆地高原丘陵等自然地貌上的分区是一致的，如果说山西的地理环境是形成晋方言区的土壤，山西政区的划分则是一种重要的稳定晋语区并使之成熟的因素。”山西境内的方言包括晋方言的并州片、吕梁片、五台片、大包片、上党片五个大方言片和中原官话汾河片（冀鲁官话只有广灵点）。下文系统梳理山西境内山川河流、行政区划对山西各片区方言格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因素对山西方言分布格局的影响 山西自然地理中河流、山丘的地形地势对山西方言的分布格局有重要影响，而人们的交往、流动和迁徙等活动势必受到这些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以下主要探讨山西境内黄河、汾河、吕梁山脉、太行山脉对山西方言分布格局的影响。 （一）黄河对山西方言的分布格局的影响 黄河为省界河，是晋蒙、晋陕、晋豫的天然分界线。同时，对方言特征的分布也有天然的阻隔作用。邢向东（2012：36）指出，黄河不仅分开了秦晋两省，而且使两省在语言上有了明显差异。如沿河中原官话中，河东方言比河西方言文白异读现象丰富；河西晋语比河东晋语受官话方言影响大；陕西清涧县和山西永和县一河之隔，但语音差别很大，清涧话咸摄与山摄见系字有区别，永和话无区别，永和话咸山与宕江合流，走的是山西一带方言的路子，清涧话咸山与宕江有别，走的是陕北话的路子；永和话鼻韵尾元音化，清涧话则保持鼻韵尾等（刘勋宁2006/1983）。这无疑是因黄河阻隔所形成的差异。然而，对峙两岸方言的差异性与一致性相比，并不突出。邢向东认为黄河对秦晋两省晋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阻隔作用，并通过对秦晋两省沿黄河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及词汇的保守度等方面进行考察，提出“秦晋两省沿河方言，南北差异大于两岸差异。”“横向看，两岸对望的方言之间往往属于同一方言区、片，具有许多共同特点；纵向看，关中、晋南的一些方言特点沿黄河上溯，影响着陕北、吕梁和晋西北方言”等观点（邢向东等2012：1）。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对人们交往有阻隔作用，但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黄河是主要的航运路线，黄河的左右两岸和上下游地区的人口都会有频繁流动，都会有方音的流变和影响。从某一局部流段看，有的左右两岸交流多，有的上下游地区交流多。历史上有顺黄河而下，逆黄河而上通航的相关记载，如《山西通志》记述从包头、宁夏等地沿黄河顺流而下的船只多达百余艘，载货物大多驶抵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的碛口等地推销后，转装煤炭、瓷器逆水而返，有的船只下达河津、万荣、风陵渡；岳谦厚等（2014）指出清末以来，偏关黄河关河口渡主要航运路线中南线经河曲、保德到临县、碛口、军渡、禹门口、河津等，最远可达河南三门峡一带等。沈明等（2018）指出中原官话汾河片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的白读不论平仄今读送气清音这一现象沿着吕梁山脉西侧一路向西向北，分布整个吕梁片区域，但从南到北辖字数量逐渐减少，而到大包片则直接变成与官话方言相同的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类型。阴平与上声合流是晋方言五台片的特点，如晋西北沿河的河曲、保德，但我们调查发现吕梁片兴县、柳林、石楼阴平与上声也存在合流现象，如兴县阴平上合流为324（史秀菊等2014），吕梁片永和，汾河片河津、永济、芮城阴平与上声调型相同，调值接近，处于合流的过程中，如永和阴平423、上声213（李建校等2009），芮城阴平42、上声53（郭晓瑞2016），我们认为这与黄河“纵向贯通”的作用有关。但同时黄河中游通航条件的局限使得黄河纵向贯通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黄河最大的水运障碍是壶口瀑布，此地虽可“旱地行船”（欧阳芳1997），但这种阻碍使得大多数航船到此止步返航。据邢向东等（2012：34）研究，秦晋沿河晋语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在陕西的清涧、延川、延长，山西的石楼、永和、大宁，过渡地带刚好在壶口瀑布一带，壶口瀑布大致成为秦晋两省境内晋语与中原官话的分界线。 从山西、陕西两岸间的方言和山西境内的黄河沿岸方言特点看，黄河既是自然屏障，对两岸交流、对方言交际起阻隔作用，是方言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是交通不发达时期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方言能够保持一致性的粘合剂。从目前看，随着沿黄地区横跨两岸桥梁的增多，两岸间交流的增加，方言一致性会更强；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发达，黄河航运能力的减弱，靠黄河纵向传播方言的能力就会渐渐失去。 （二）汾河对山西方言分布格局的影响 汾河是山西境内第一大河，在汾河沿线，灵石以北（包括灵石）的方言被划为晋语，霍州以南方言为中原官话。王临惠（2003：144）从汾河流域整体、内部两个角度对汾河流域方言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汾河在方言语音演变中具有“纵向贯通、横向阻隔”的作用。对于汾河两岸的方言来说，汾河阻隔两岸的交往，一些以汾河为界的市县和同一市县里以汾河隔开的乡镇的方言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但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如河西孝义入声韵依主要元音分为两套，咸山摄有文白异读，河东介休入声韵合为一套，咸山摄无文白异读。临汾市内河东方言开口的知系字声母不与精组洪音字声母合流，咸山深臻摄韵母失去鼻韵尾，变为开尾i，河西方言开口的知系字声母与精组洪音字声母合流为ts，咸山深臻摄韵母收n尾等。乔全生（1987）指出汾河是形成洪洞一县之内方言东西差异的主要原因。刘艳（2019：255）认为汾河沿岸方言纵向上的语音差异大于横向上的语音差异，如汾河两岸文水县云周、上曲古知庄章组今声母汾河分别与对岸的原西、建安话一致；再如，汾河左岸的云周、南胡、上曲和汾河对岸的原西、建安、城赵等地，称说人家均为
。总体上看，汾河是汾河流域方言语音相互影响的自然渠道，如知庄章组字声母与精组洪音字声母在汾河流域普遍存在合流现象，但合流的范围从北到南递减。晋语腹地的平遥、孝义、介休等方言开口的庄组、知组二等字声母与章组、知组三等字声母不合是中原官话逆汾河而上的结果；汾河上游的静乐、娄烦知系合口字声母今音
，中游的太谷、榆社以及太原南郊的小店一带合口的书、生母及船、禅母仄声字声母今音f，也是中原官话逆汾河而上的结果，襄汾的汾城镇古全浊声母平声不送气，是晋方言沿汾河而下的结果（王临惠2003：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