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记音和语音实验

      一、现代方言记音和方言语音实验是同时起步的

      刘复1924年出版了《四声实验录》①，把西方近代的实验语音学传入中国，并用浪纹计和“乙二声调推断尺”的方法测量分析了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等12个汉语方言的声调。赵元任1928年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②，记录整理了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33个地点的方言，并作了简单的比较研究，在记录语音的时候，用了音高管对一些地点的方言做了测试。可见，现代方言的记音和方言的语音实验几乎是同时传进中国，同时起步的。不过，当时的语音实验手段只是初步的，所涉及的只是声调。语音系统的音强、音高、音长和音质四个重要特征，只是通过声调的简单语音实验，有了一些很初步的认识。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对后来中国的语音学研究和汉语方言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期，汉语方言研究全面复苏，并很快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方言》杂志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期连续3期刊发美国著名声学家Peter Ladefoged的《声学语音学纲要》（吴伯泽译，熊正辉校），向读者比较全面介绍基本的，但是前沿的声学语音学知识，希望应用于汉语方言的语音研究。《方言》杂志1980年第3期发表林茂灿、颜景助《北京话轻声的性质》一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给出16对轻声和非轻声两字组音高曲线和振幅曲线的语图对比。《方言》杂志1984年第1期再次发表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一文，该文取出103个有轻重音的两字组，进行物理试验，绘制概率直方图和相对分布图，并且进行统计方法的计算。可见，《方言》杂志在推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时候，不但继承了刘复和赵元任关于方言记音和语音实验相结合的传统，同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最近几十年来，汉语方言的记音或语音研究大量引进语音实验的手段，使记音更准确、更精细，使语音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取得了很多实际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方言记音和方言语音研究本质上还是属于“口耳之学”的范畴，现代语音实验使记音和研究增加了现代科学的手段，帮助解决语音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这非常有益于促进汉语方言学的现代化发展。但实验语音学本身不等于方言学。

      二、方言记音中音位学和音类学的分辨方法

      首先从普通话的a是什么说起。早期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四版以前）“拼音方案韵母表”跟a有关的韵母是：

      

      

      再说音位学的语音分辨。音位学是一种很实用，又很科学的语音归纳与分析的方法，在方言记音和方言语音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音位学简而言之其实只有“对立”与“互补”四个字。“对立”指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例如有很多分别尖团音的方言：

      

      在同样的阴平调里，齐齿韵母的前面，声母分别读，与它们是互相不同音的。“互补”指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例如同属于闽语闽南话的厦门话，或福建漳平（永福）话有两组声母：

      

      也可以倒过来说，厦门话或漳平（永福）话，韵母与塞擦音声母相拼的时候：

      

      

      现在进一步讨论音类记音法和语音分辨方法。上文说到的音位学的语音原则，加上适当灵活的应用，跟汉语方言的音类语音原则恰相吻合。方言记音继承了中国传统语音学的原则，首先强调区别音类：不同音类的音一定要分开，不能相混；相同音类的音有可能归并，但并非一定要归并。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某些音类的特殊与例外。因此，音位和音类的原则都是建立在语音区别性特征的基础上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忽略非区别性特征以外的其他细微差别。不见得都需要十分精准无差。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有一条隐性存在的，却是十分重要的“误差原理”：在一定条件下或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细微误差的。这种误差可以通过上下文，以及适当的语言环境或附加的语言手段（如手势等）得到必要的补偿。不仅语音如此，词汇和句子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