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榮譽軍人”，專指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對日作戰的中國傷殘軍人。此名的得來，不是作者自創，而是當時的官定用詞：“榮譽軍人之定義……非如一般人中尊稱傷患之總稱，乃僅指因抗戰受傷成殘之軍人。”①民國以前，並無對傷殘軍人的收養教育機制，衹是給予撫恤金完事，如乾隆朝“實錄”載，“受傷兵一千四百九十名，俱分別賞給銀兩”②；道光朝亦同，“受傷兵丁，賞卹如例”③；“榮軍”等名號，根本談不上。 在中國，正式使用“榮譽軍人”字眼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④1935年底，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爲解決傷殘戰士的醫養問題，陸續成立了五個“紅軍榮譽軍人殘廢醫院”，業已冠名“榮譽軍人”，但仍形諸“殘廢”二字。1938年2月15日，毛澤東對此用詞提出意見：“不能再叫殘廢醫院了，這個名稱對傷患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裏去，都會對這個名詞反感。……準備把殘廢醫院改成榮譽軍人教導院。”2月25日，毛澤東又明確指示：“名稱擬改爲教導院，廢止稱殘廢院。”⑤陝甘寧邊區等便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榮譽軍人教導院”名目，體現了對傷殘官兵的崇敬。此等示殘疾軍人以尊重的稱謂在“國統區”行用要晚一些，1940年4月8日國民參政會這一代表“民意”的最高機構仍直呼其爲“殘廢軍人”⑥。當年5月1日，國民政府軍政部方纔下令將“殘廢軍人”統一改稱“榮譽軍人”⑦。國共使用敬詞良語的時間早晚，或一葉知秋地蘊含着雙方價值觀的差異和中共贏民心得天下的背景。 “特殊教育”用詞也當釋名。它是近代教育體系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使用一般的或經過特別設計的課程、設備、教材、教育手段、教學組織方式對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人群進行旨在達到一般的和特殊的培養目標的教育。從生理層面來說，所謂特殊人群，大致包括資賦優異者和殘疾者，本文特指後者。⑧ 一 建章立制 時人總結對殘廢員兵有“管、教、學、做四大工作”⑨，“管”列首項。管理須有章程可遵循，有專人可貫徹，有組織可依託，有機構可執行。建章立制的工作始於1920年代後期。此時，戰爭規模日甚，全面使用熱兵器。此乃武器史上的劃時代嬗變，因爲熱兵器的巨大聲響使參戰人員聽力受損，瞬間的光亮使眼睛失明，無數彈片使肢體斷殘，凡此種種，使傷殘官兵巨量增加，統一收容教管勢在必行。1928年，處在北伐前綫的第四集團軍在漢口“籌設殘廢軍人教養院，俾學成一技”⑩。雖屬個別單位舉措，卻有示範效應。翌年，範圍擴大，成爲國家行爲，經“國軍編遣委員會”第五次大會議決：“凡負傷殘廢官兵、收容於殘廢軍人教養院。”(11)建立規章制度邁出初步。陸續地，教養工作從上到下推行，各省級機關也頒佈相應的“暫行”“試行”章程，對傷殘軍人的定級、歸屬、主管、經費、津貼等進行細化處理。例如，湖南省政府的“簡章”就條列教養院內設訓育股，“主管宣傳党義，擔任輔助教育及管理”；工藝股，“主管殘廢軍人之技能教育、工廠管理及採辦工業材料、銷售出品一切事項”。(12)但上述畢竟屬於內戰中的傷殘軍人，未被列入爲國征戰的“榮譽軍人”。 近代中國飽受列強武裝侵略軍事打擊的摧殘，對外作戰中的榮軍教養行爲開始於中日戰爭。此間，日本成爲對華侵略的主要國家，也成爲中國人民抗擊的主要對象。1932年“一·二八”戰事甫結束，朱慶瀾、許士英等社會名流“鑒於暴日無故侵犯淞滬後，經我軍極力抵禦，除重傷死亡設法撫恤外，現擬創辦大規模軍人殘廢留養院，俾一般赤忠衛國之負傷軍人有所寄慰”(13)，於是聯絡各社會團體，獲得積極回應。在第一綫禦敵的第十九路軍更深切感到此項工作刻不容緩，召集大會籌設淞滬抗日殘廢軍人教養院，推陳濟棠等7人爲“倡辦員”，劉紀文等64人爲“籌委”。(14)在各界的大力支持下，1933年4月18日，第十九路軍抗日殘廢軍人教養院在廣州河南大塘開幕，李宗仁等軍政要員出席，300多位殘廢官兵倚杖立於兩側，院長黄質勝的就職詞略謂：“一·二八戰役，各位不顧犧牲，拼命抗敵，被無情炮火打成殘廢，犧牲固大，振奮我民族精神不少!今後生活，各界幫助，組設本院得有歸宿。半數流散四方，希一致歸來。”(15)號召發出後，流落在外地的傷殘官兵紛紛前往，“現查留京滬杭一帶者達一千五百人、即派輪運粵教養”(16)。也考慮到籍貫、親屬等因素移送他地者，有約270人移送山東殘廢軍人教養院。(17)從“留養”到“教養”，一字之差，意義殊異。教養合一，“教”在先，“養”在後的名詞搭配頗有講究，凸現“教”即教育，與前近代主要是“助養”“留養”有了時代的雲泥差別。 全面抗戰爆發後，官兵傷亡愈發慘重，到南京失陷時，中國的兵員損失已達百萬人。(18)八年抗戰，僅收養入院的傷殘榮軍近十萬人，其籍隸全國二十八個省份，其中以川、豫、湘、鄂、皖、魯、冀等省較多。“抗日爲民族生死聖戰，榮軍爲戰時生死最烈者。榮軍善後無關重要，試問尚有何事重要?”(19)數量龐大的傷殘戰員如何處置，成爲政府必須直面的嚴峻現實。因爲，此事不僅直接關涉傷殘者本人和親屬情緒，還關涉到基本人道、民族情感、國際觀瞻、政府威望、軍隊士氣、傷癒歸隊，以及後續徵兵等項問題，妥善安置榮軍“乃是最好的兵役宣傳”(20)。簡言之，關係到這場註定持久的反侵略戰爭何以爲繼的莫大問題，關係到動員一切力量挽救國家危亡的頭等大事，榮軍“已與敵人作殊死戰，因受傷成殘，就彼等本身言，可謂已盡其應盡之天職。惟我政府及全國國民，應如何敬重其偉大之人格，應如何崇其德，報其功，使其心有所安，身有所託，生活有保障，生產有計劃，實爲當前之急務。良以‘榮譽軍人’爲中華民國之義士，中華民族之恩人也”(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