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青年学生由于对西方极度失望，逐渐丧失了对西方的信任，开始怀疑他们过去向往的西方文明和西方政治制度，而走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和道路。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对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否定中国直接收回山东主权要求的一个强烈反应，是一场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和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的批判锋芒逐渐转向了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在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开始持续上升，非基督教运动、恢复教育权的运动也日益扩大，基督教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像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等，过去都是威尔逊理想和民主的积极支持者，但现在也加入了非基督教的阵营。① 对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的这种倾向，以及美国在华影响的式微，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Cohen)认为是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是美国没有能够“帮助一个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例子。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决裂并转向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史无前例的。孔华润试图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的主张“比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类似的甜言蜜语更有前途”。②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从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其实，五四运动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一方面讲，不能简单地说威尔逊主义在中国是失败了。应当看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受到了威尔逊主义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③ 在西方的观察者看来，1920年代是中国青年学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代，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中国学生是革命先锋”。④在这个时代，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是中国社会中最能显示政治意识的人群，他们年轻、集中居住在校园里、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家室的拖累、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这是当时的工人、市民和农民都缺乏的参加政治运动的条件，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很快崭露头角，成为西方媒体所密切关注的对象。 20世纪兴起的中国现代教育(包括教会学校)培养了大量崇尚自由平等的、受到西方政治启蒙的爱国学生。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当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时，青年学生就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因此，要了解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演变，就不得不了解这个时期的青年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以及政治诉求。过去关于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几乎都是根据中文资料。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对学生运动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分析和预测，为我们了解反帝反殖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别样视角。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显著标志。本文通过五卅运动前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知识界和学生运动的观察报道，来探索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思考当时的中国政治演变、学生运动和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界的冲击。这种冲击，为随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青年学生思想的觉醒 19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不断对政治问题发出声音，显示出他们是中国变革的最中坚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1920年8月，《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篇北京学生的宣言。该宣言称：民国已经九年了，人民持续遭受各种社会动荡和灾难，“而责任在于军阀混战”。说到宪政，“在政府内还未见到一丝踪迹”；说到自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危如累卵”；说到经济，“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说到士兵，“他们已经转变成为强盗和土匪”。现在是人们清醒的时刻了，自从皖系军阀解体，声名狼藉的罪魁祸首段祺瑞和徐树铮已失去权力，这可以被认为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今后，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站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进一步，学生们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政治主张。其一是立法问题，要求加强立法机关独立行使的权力、制定宪法时应由国民投票通过、立法保障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其二是司法问题，应该建立公正的司法程序，使人民得到合理的法律保护。其三是行政问题，包括禁止军人干预政治经济、在一年之内建立省自治政府以促进民主进程等。其四是政治问题，政府应该立即解散多余的军队，控制军事开支；所有的权力都应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废除督军制度，以防止潜在的内战危险；废除厘金，增加关税；废除由各军阀与外国签订的秘密贷款协议等。其五是教育问题，学生们要求增加教育预算，大规模开办免费学校；确定教育的专门拨款；增加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数量，促进普通教育。学生的宣言最后表示，“我们的主张受到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和热情的支持”，提出这个宣言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福祉”。⑤ 从这一宣言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已经在考虑，从立法、司法、行政、政治、教育入手，对中国进行全面改革。这些理念都是现代西方民主共和体制的一些基本思想。他们不再仅仅是热血沸腾地加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表达和示威，不再满足于登高一呼的爱国激情，而是开始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通盘计划，体现出非常理性的考虑，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而非短期目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纯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开始转变为新世界的建设者。 从这个宣言中还可以发现美国的影子和影响力，因为其中所表达的三权分立、政治统一和发展教育等都是美国媒体所一直向中国建议的。⑥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胡适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到中国巡回演讲，也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些思想和主张。⑦不过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越来越偏离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甚至从西方的崇拜者转变为尖锐的批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