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3)01-0005-20 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曾提出“自由流動的資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重要概念。①在近代西方，知識人脫離了封建等級制的羈絆，擺脫了對貴族的依附，在社會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動”為特色，而這樣的“自由流動”者也多被視為正面的資源。但在近代中國，也曾出現農民和知識人離村的流動，卻不被視為人力資源的注入，而被看作一種負面的因素。這種中西認知的迥異固有文化的差異在，也因“流動”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需要將其置於具體語境中認識。 劉咸炘曾觀察到一種世界性的“浮亂”——“離鄉輕家，民浮亂失業，此世界勞動主義所以起。今基爾特主義者已見其弊，而倡愛鄉安土之心矣。”②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浮亂”可以說是“自由流動”的同義詞，雖褒貶大異，卻都與不同程度的“失業”相關。③在很多人眼裡，勞動主義和基爾特主義或有些相近(都傾向社會主義)，但劉咸炘看到的是另一種類似，即都有應亂和弭亂的一面。劉咸炘關注的是世界，而不僅是中國，但強調亂生於“浮”，注意到“離鄉”與“輕家”的共同，似又帶有中國特色。換言之，民初一度流行的家庭革命④與當時不少人的離村，都伴隨着中國現代性的展開，是所謂“現代”的某種表現。 從更長的時段看，離村在中國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意識層面得到強調的表述和實際發生的史事有時存在緊張，如一統始終被強調，而分裂也長期存在。那些實際存在而沒有得到充分表述的史事，是史家不能忽視的。 “離村”就是一個多少被遮蔽的持續現象。根據在大一統後確立的“編戶齊民”體系，⑤由於牽涉到賦稅(含勞役)的徵收，成規模的農民離村是不那麽容易的。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亂時的遷避，朝廷(國家)提倡或默許的大規模人口遷徙也屢見於歷史，較近的一個顯例就是從清初開始而長期延續的“湖廣填四川”。⑥還有一種李中清所謂“自發性移民”，似乎悄無聲息，卻以一種積水成淵的方式，在實際流動規模上可能超過政府主導的移民。⑦故以強調安土重遷著稱的中國傳統社會，實際也能為長距離、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提供情感和財力支持。安土重遷持續呈現於“意識形態”層面，人口遷徙則長期貫徹於行動之中。 在明清歷史中，從東南到西南、西北的移民規模宏大，持續時間漫長，涉及的範圍廣泛。⑧這類移民或許是人類歷史上除了移民美洲之外規模最大的“離村”。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遷徙的時空距離是相當可觀的。且儘管有“賤商”⑨的傳統在，至少到明清時代，中國其實有着足以支撐人口和商業流通的遠距離信用體系。⑩故我們認知中的鄉村呈現出兩重性，一方面是顯得比較停滯卻也得到較多表述的“常態”，另一方面則是仿佛無聲無息卻至少在數百年時間內不斷的擴展。 近代中國一個關鍵性變化，就是城市的興起和城鄉的疏離甚至走向對立。在後五四時代，一種分業的思路逐漸流行，逐漸形成一個工業城市和農業鄉村對峙的二元化虛擬結構(詳另文)。受當時反傳統傾向的影響，鄉村的停滯常被詬病，而安土重遷和不鼓勵遠遊的古訓似又被認為表現了鄉村的實際。在這樣的語境下，離村這一新型遠遊式流動。引起了較為廣泛的注目。 顧炎武關於“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11)的名言，在民初得到較廣的傳播。蓋近代因尋求富強而重工商，又“誤以各國都市之繁盛為其工商發達之原因，遂群以振興市面為唯一之策劃”，實際偏向今日所謂消費行業，而“於通商惠工之政，反視為緩圖”，使都會成為“交通及銷費之地而非生產之地”。若鄉村之民“群棄其生利之地而集於銷費之地”，不啻由人民“集中於農村”的“承平之象”轉而為“集中於都市”的“衰亂之徵”，實為“國家之大患”。(12) 民國前期(13)的農民離村，究竟是一種因應時代的流動(故至少可以接受)，還是一種影響社會“進步”的紛擾(因而不可接受)，以及時人何以會這樣或那樣看待離村，仍是需要辨析的問題。此前許多人有意無意間是從由村人城這一視角觀察離村的，其實離村首先是多向的流動，固然有很多是入城的，然鄉村與鄉村間的流動也不少見；其次它也是有往有返的循環流動，不僅鄉村間的互遷如此，有時由城入村的還超過由村入城的。學界對農民“離村”已有相當的關注，(14)唯這一層次豐富的現象非簡單的數據足以表述，(15)還有待發之覆。 一、事實與迷思：農民離村現象辨析 當年農民的離村，是一個多向的流動。吳至信在1937年曾據“過去若干年之情形”以及“各地農民之地理環境”分析中國農民離村後之出路，分別為謀生海外、移墾邊區、寄跡都市和流為兵匪。華北諸省農民大都以“走關東”為出路，而東南沿海如福建、廣東等省之農民則多到南洋各地謀生。在“靠近工業都市或政治中心之地，農民離村後每視到城市求業為一生路”。至於西北、西南諸省，則“當兵作匪，幾為農民最要之出路”。除華北與東南數省之外，“到都市與作兵匪又幾乎為全國各地農民離村後之共有現象”。(16) 這個概括大致點出了離村農民的走向，然或許為了彰顯表述的科學性，區分得太清楚，話又說得太果決，至少對西北、西南諸省，或不免言過其實。(17)不過他指出離村入城者與“工業都市”和“政治中心”的關聯，雖同樣太果決，卻也不無啟發，因為這兩者在那時的中國其實不多，則走這條路的離村者究竟有多少，或需要進一步的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