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追求。列宁曾说：“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十分重视干部的教育训练以及学习材料的供给，要求上级党部要“注意供给下级党部之教育训练材料”，并提出“中央及各省须创办专门登载教育训练材料及党内讨论的刊物”。②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新鲜血液的大量涌入，以学习武装党员头脑更成为迫切之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要“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③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大规模推行学习制度化。1939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④，党的学习制度与内容安排有了基本框架，并为此后的干部学习所因袭。⑤不过，彼时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材料相对宽泛，按照李维汉的说法，包括马恩列斯的学说、联共党史、共产国际纲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党报等。⑥1941年底，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自身读物在教材中的比重。⑦1942年初，根据《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精神，中共中央出台二十二个学习文件，干部学习向“二十二个文件”集中。⑧ 伴随学习运动的深入，“读文件”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频繁出现的活动。1942年以后，由集中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而兴起的学习模式，逐渐渗透至常态化学习中。然而，这一过程中的“读文件”行为，尚无专门研究。⑨因此，以“读文件”为考察对象，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各类运作机制的研究多有出现。⑩总结中国共产党文件学习的系统化机能与制度十分必要。“读文件”如何在实践层面得到贯彻，又如何发挥效用，对统一全党思想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何作用，值得进一步追索。本文着重解析1942年以后中下层干部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读文件”学习活动，聚焦文件在干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发挥的几种典型作用，进而呈现中国共产党所倡导之“学”与“用”的内在联系。 一、向文件看齐：“二十二个文件”的出台与学习观念的革新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中，列出18个学习文件，并要求各单位“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在阅读与讨论中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及全部历史。(11)4月16日，中央再次补充4个学习材料(12)，与之前的18个文件统称为整风的“二十二个文件”。5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6月7日，总学委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开始编组研究某些文件，中共中央先行开展文件的集中研究。(13)6月8日，中央宣传部作出指示，要求“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停止一切其他课目”，“机关部队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应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14)如此一来，整风学习有了固定的核心材料，干部学习向“二十二个文件”集中。 “二十二个文件”各有侧重。艾思奇指出，要“先讨论‘四三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联共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等，作为一个‘总论’”。(15)按照中央直属系统的研究计划，文件学习分为粗读与精读两阶段。粗读阶段为期一个月，浏览全部文件，并讨论“‘四三’决定和毛主席二月一日的报告”。精读阶段则按照综合研究、学风、文风、党风顺序进行。其中，整顿学风与党风的学习占据大部分时间。“综合研究”部分的内容与艾思奇提出的“总论”文件基本一致，足见这几种文件的重要性。(16)毛泽东的报告与“四三决定”属于整风学习中提纲挈领的文件。而“联共党史结束语”与“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这两份源出苏联的文件，也颇受毛泽东推崇，他要求中央学习组要先行讨论这两份文件。(17) 毛泽东反对“言必称希腊”，并非排斥苏联文件。相反，他从苏联领袖的言论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这种资源须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加以诠释，方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运动中落地开花。以“联共党史结束语”为例，这六条结束语既是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精炼总结，也是其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由于其高度的理论概括以及强调马列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对其推崇备至。1942年初，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演讲，即引用结束语第四、五条，批判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现象，阐述正确的思想方法。(18)同年底，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重点讲解了另一部苏联文件“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结合西北局出现的问题，逐条分析。(19)经过讲解，文件被赋予了鲜明的毛泽东思想特质。 毛泽东的再诠释，使苏联方面的理论得以更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同样以苏联领袖言论为主体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亦录有毛泽东《论新阶段》的部分论述。(20)检视“二十二个文件”，其中共有9个文件为毛泽东所著，另有两个由毛泽东经手修改。(21)可见毛泽东的理念对于文件学习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二个文件”为全党规划出一个明确的学习范围。毛泽东称赞，只有学习文件方可避免“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的思想不统一现象。(22)以此为标志，过去长期存在的脱离具体问题、书斋式的、单纯而抽象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风气发生转变，逐步围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论述为核心的文件展开。 “四三决定”可视为全党学习文件的肇始。“四三决定”发布当月，陕甘宁总学委即召开会议，“正式规定阅读整风文件为业务学习课程内容”，边区学校的学生与剧团演员也要以文件学习为辅助课程。(23)前方根据地与部队的学习安排也随之发生转变。如一二九师1942年的春季整训仍按照以往学习模式，偏重政治理论，分组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及党建，之后则改变了方法，将干部教育重点放在整风与文化教育上，停止了政治理论学习。(24)山东根据地自1942年7月以后，将“过去政治、理论、文化、业务四种学习暂停，集中精力来学习22个文件”，并重新制定学习计划，“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分为三部分，首先从整顿学风开始。精研细读记笔记，并实行小组和大会讨论”。(25)新四军要求参加研究文件的干部，除工作必看书报外，停止其他学习，每天至少抽两个小时，专门致力学习两三个文件，并由总学委统一总结。(26)可以看到，在“四三决定”的影响下，干部的学习安排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学习内容集中至“二十二个文件”，学习管理也统归各级学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