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出现边币贬值、物价飞涨风潮，引起边区民众的恐慌。在此形势下，1941年5月，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提出开发和运输食盐以达到平衡出入口，进而稳定金融和平抑物价的目的。边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也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在8月6日致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何解决“平衡出入口”的问题?他强调“盐是边区能达到出入口平衡的唯一的或主要的东西，舍此并没有解决出入口问题的其他东西”。①因此，边区开始把生产和运输食盐当作解决金融和物价问题的利器。 以往学界对陕甘宁边区盐业问题，一是从制度层面对其生产、运输、贸易以及所有制进行探讨；二是从经济及生产力视角就盐税、食盐走私、生产技术等做微观研究；三是对边区盐业在根据地经济发展中对敌斗争的作用和意义进行评价。②有学者指出，边区盐业在生产和运输中遇到的群众动员问题，以及统销中政治力量介入产生的问题，体现了边区盐业经济在保障边区供给中的局限性，边区的经济困难仍然依靠“特货”鸦片来解决。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合作组织在盐的生产和运输中的形成机制、运行原理及实践效果，从而分析盐的生产和运输是否成功从“个体”走向“集体”，而集体化的产运模式是否成为推动边区盐业突破生产和运输局限的关键因素。 一、困境与出路：边区发展盐业的出发点 皖南事变后，边区财政出现巨大困难。究其原因，一是外部财政来源断绝，即“①每月60万元的军饷停发了。②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停止汇兑了。两项占1940年边区岁入70.5％”。④二是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对货物的运输和贩卖实行严格的统制，“沿边区各盘查站负责检查进出边区的各种物资。不合规定者，一律查扣，交由该区党政军特联汇报处理。私人不得隐藏或变卖，违者严惩”⑤；“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铧、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⑥三是边区非生产人员增加，支出骤增，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全面抗战爆发时，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不超过3万人。1938年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4万人。1940年，因为边区局势紧张，前线部队调回边区，使非生产人员达7.3万余人。⑦到1941年，边区134万人口中，非生产人员已达11万人，比例约为12∶1。⑧财政收入的减少和非生产人员的增加使边区面临“最大的一次困难”。⑨如何解决边区突如其来的财政困难?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制度，发行边币，停止法币在边区流通。⑩不过，边币正式发行两三个月后，1941年5月开始，金融波动“首先发生于绥德，边币跌到一元五角换法币一元，以后关中、陇东、三边等地都拒用边币，边币逐渐向延安中心区域退回”。伴随着的是物价上涨，“5月的物价比4月涨了30％，6月又比5月涨了26％”。(11)边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成为边区政府及主管部门领导讨论的问题。如时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指出，边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出入口不平衡，须加强土产运输，大量输出土产方可抵消入超。(12)当时边区可大量出口的土产只有食盐，且食盐开发成本与技术要求较低，市场空间较大，亦具有十分的可行性。8月，毛泽东向朱理治询问如何解决边币贬值和平抑物价，朱理治在给毛泽东的复信中指出：“边区如能输出食盐40万驮，即80万担(每担16两称100斤)，约计可值法币8000万元(平均每担值法币100元)”。“8000万法币须留于友区者为3520万，边区取回者为4480万元。如出口不花买路费，运盐40万驮，可得净利2380万元，约合边币4700万元。若加上盐价1000万元，则运盐40万驮，共生产边币5700万元”。边区一年的出口总值约6286万元，这意味着盐占其中90％以上。(13)毛泽东接受了朱理治的观点，并对盐业在边区财政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发展盐业是平衡出入口的正确方向。他说：“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出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14)时任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也认为，“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拿这种多余的东西，尽量运出，无论赚钱赔本只要换回我们需要品来，就是赚了钱，这办法就叫‘倾销政策’”，“我们边币没有外汇，只有把盐当作外汇，把盐变成法币换回西安的布匹和三原的棉花，这样才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财政问题”。(15)可见，“大量开发食盐”成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公认的解决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边区盐的主要产地有两处：一处在三边分区的定边县、盐池县，“在长城内的有老池、滥泥池、莲花池、娃娃池、湾湾池、红崖池、汉滩池、波罗池八个池等；在长城外者有苟池、阿波池、北大池三个池”(16)，所产盐为池盐；另一处在绥德分区子州县的三皇峁、驼尔巷，米脂县的龙镇，吴旗县的跑马泉，延川县的永坪和靖边等地，所产盐为井盐。以三皇峁为重点产区，盐井区有10里左右，“号称十里盐湾，面积1200余亩”，“年可出11万石”。(17)不过，在中国食盐传统销售格局中，边区食盐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据1931-1935年食盐平均产销量的统计，陕甘宁青产盐总量为35.9万担，占全国总产量的0.8％；陕甘宁青销量为90.4万担，占全国总销量的2.2％。(18)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改变了中国食盐的传统销售格局。正如毛泽东所言：“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了一个重要地位。”(19)据粗略统计，陕北的食盐在全面抗战前的年产量约为20万至22万驮左右(20)，而在1937-1940年边区食盐的生产与贸易中，平均每年达到30万驮(21)，年产量比以前增加了8万至10万驮。可见，边区有发展盐业的基础。 边区开始关注到盐业生产是在1940年遭盐荒后，“影响对边区内外食盐供给”。(22)为解决部队食盐供给问题，当年军委后勤部成立盐务局，负责供给部队食盐并征收盐税。1941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盐务管理委员会，其职责是：1.保护盐场及提高食盐产量、质量的计划与指导。2.督导各级政府动员并帮助人民运输食盐。3.改善运盐交通环境；推广食盐销路计划与指导；食盐生产、运输、推销的调查统计和报告等。原属中央军委后勤部的盐务局改属盐务管理委员会，负责边区辖境内“盐之制造、贮藏、销售及征收盐税事宜”。(23)5月，边区出现边币贬值和物价上涨风波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动员民众外运60万驮食盐(24)，而此前边区的年产盐量只有30万驮，尚需增加30万驮的产量。为解决盐业生产劳动力不足和保证军队经费的问题，中共中央确立1941年盐的生产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25)因“部队机关三四千人组织生产”，增加了劳动力，1941年边区生产食盐达62万驮(2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过，该方针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军队指战员生产食盐因技术不过关，导致部分盐质较差，卖不出去；二是因军队参与盐的生产，盐本归军委后勤部作军饷，而运输由政府组织民间运输力量完成，造成军队与政府不协调。如谢觉哉所言，“盐收入为军事专款，盐的管理权属于政府”，但是军队“把两方面的混做一谈”，既要钱又包办管理权，“把盐变成军事部分，管理的人不受政府指挥”，出现不遵守政府法令的现象，导致军政关系紧张。(27)为此，1942年盐的生产方针调整为“官督民产”，即“以民产为主，部队产盐为辅”。依此方针，边区盐务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边区政府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南汉宸三人参会，决定盐务工作于1942年起由军委后勤部移交给边区财政厅接管。为贯彻民产方针，盐务局设立盐民区，隶属三边分区，由盐务局领导，形成了财政厅领导盐务局、盐务局代管盐民区的管理体系。在具体管理中，盐务局根据《盐务管理暂行条例》《盐务局延长管理办法》管理盐场，如登记盐田盐户，鉴定盐质，管理盐本，建立产销报告，建立产盐管理委员会组织盐民生产等。(28)然而，盐的生产方针调整后，原来在三边参与生产盐的部队陆续离开，而产盐管理委员会并未如期建立起来，更无从组织盐民生产，以致劳动力不足，使1942年生产40万驮食盐的计划只完成约27.16万驮，即原计划的67.9％。(29)边区盐务局总结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领导督促盐民生产，让盐民自流地进行下去——只有民产而无官督，可以说只执行了‘民产官督’政策的一半。”(30)如何组织盐民生产是边区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