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为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历史中“爱国抗日统一战线”阶段的第一时期，亦是对外宣传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捩点。中国共产党以香港为信息沟通的中介之地，积极向海外策进，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因之而痛叹，“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欧战爆发后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间”，中共在“战术”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延安方面开始“积极扩充地盘”、“有若干外籍记者每能逃开我国政府的检查，常取道香港将虚构的电稿发出去”①，以至于“美国各处都被中共宣传所独占”，国宣处纽约负责人“彷徨不知所措”、“感大错已成，挽救无术之痛苦”②。国民党的苦况反衬并印证了中共外宣的实绩，到了1941年6月，“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今天叫东南亚)和西方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的目标③。 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港宣传活动的研究，尚属阙如。几篇相关性成果为了解宣传机构的概况和报刊内容特点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但就整体而言，这样的讨论是不完整的，也易忽略三个重要面向：其一，忽略对都市革命意义的探究。党的宣传历史研究，视角多落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组织动员上，这意味着中国革命中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没有得到关注。事实上，中共的宣传实践突破了区域化边界，建立了乡村与都市、港口城市和世界之间的信息网络，舆论力量随着变化了的空间关系而演进；其二，忽略对客观形势与宣传效果的深入分析。现有研究以“民族觉醒”为分析框架，认为在宏大的民族精神和宣传成果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用之去阐明道理、团结大众就自然会产生宣传效果，但这一思考问题的逻辑只是模糊而不是阐明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因为历史行动者“大多是在‘未来’对他而言并不透明的状况下行动”④，其中充满着困难困惑、意料之外与判断选择；其三，忽略对“人”的关注。革命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的故事⑤，若脱离了人来研究历史，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⑥，对革命中宣传活动的考察不能仅仅依托于组织架构、报刊文本或单人事迹。 因此，“尽管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学术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如裴宜理所言，我们却依然“难以提供一个有力的答案来解释革命胜利的核心问题，即：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群体究竟如何得以在与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且又穷困潦倒的工人农民阶层中，培养出一大群党的忠实追随者呢？”⑦类似的困惑也同样存在于中共的海外抗战动员中，面对与自己全然不同的外人群体和“浓得化不开”的“‘南国’的和殖民地文化”中的侨民群体，如何得以培养出一大群党的同盟者与支持者？并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和空间的起跑线上开始组织动员，而国民党有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撑，却在整个抗战中如其所自我评价的“宣传永远是落后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组织是如何在新地点被建立起来的？具体执行的人员是哪些？国共之间的舆论力量何以就此发生了强弱转换？中共是如何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其运作的独特性与有效性究竟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作为行动者的群体作为历史描述的单位，禀承“应记载复数的人及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有机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并且发现其中的因果规律”的原则⑧，考察党的宣传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展示中心向外围逐渐渗透并形成认同的机制所在。为此，笔者搜寻并爬梳了三部分史料：一是《中共香港市委文件》和《广东党史资料》，整理出有关宣传和文化工作的文件、周恩来和廖承志之间的书信与电报，这有助于了解中共在抗战时期所面对的国际与国内形势、党对香港宣传工作的指示与安排。甚至查阅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文献，发现“广交朋友”是当时全党全军必须学习并贯彻的重要战略方针；二是《华商报》与香港《大众生活》的报刊资料、参与香港海外宣传工作的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同事亲朋的纪念文章，以及研究者编撰的年谱、传记与作者文集等资料；三是重点整理中共在港宣传活动的相关文献，但也考察国民党海外宣传部门负责人、英国对华政策，以及英国驻华大使、香港总督等史料，在国共对比、中日英俄因战争而高度关联的世界格局中来分析中共选择香港作为宣传据点的要义、成绩及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策略。 一、为何“过海”？空间政治与宣传统战的可能性 香港虽是贸易自由港，但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即便是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也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挠”，更遑论建立宣传据点。⑨在当时的境遇下，中共迫切需要通过香港这一中介之地，将经济物资援助运送进来，将我党的信息传出去。日军于1937年9月封锁了沿海地区的中国航运，1938年10月又关闭了珠江航运，直接或间接运往内地的武器以外的物资仍在香港进行中转，如卡车、底盘和燃料。武器运输虽规模大大缩小但仍得以维持，主要是通过香港转运至越南海防或缅甸仰光，再从那里运往中国。与此同时，同战略物资的流动性状况一样，有关中国战场的消息，尤其是中共的信息也处于闭塞状态。彼时，欧战正在进行，关于中国的消息本身即难见报，合众社给它的驻华记者下达的一个指示是：“只发震惊世界的消息，而且要压缩在50字以下”⑩。加之，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有关中共的消息很难为海外读者所知晓。 面对这样的困局，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就成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11)。而中共之所以能够在香港争取到行动的转圜空间，首先主要得益于战略上的调整，即改变了1925年至1937年港澳工作第一阶段的领导工人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革命策略，开始强调爱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强调了“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的基本方针(12)。12月27日，长江局会议在讨论两广工作时就提出，日军企图进攻中国南部，群众运动也应向此发展，明确香港是“国际宣传和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13)。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与事迹；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救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