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23)01-0140-12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3.01.010 现当代世界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奥斯维辛、“五月风暴”和“9·11”恐怖袭击对文艺美学领域产生了强劲的影响，促使审美政治日益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作为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奥斯维辛之后，诗学与美学跨界互涉，后现代诗学甚至成为一种哲性诗学的“问题学”。[1]赫施的专著《文学的解构：奥斯维辛之后的批评》(1991)从诗学的维度讨论后现代或后奥斯威辛的文学批评。[2]当代意大利著名激进左翼思想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牲人》(Homo Sacer，一译《神圣之人》)和《奥斯维辛的剩余》(Remnants of Auschwitz)分别聚焦于西方的司法—政治结构、“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的关系和奥斯维辛的“见证与档案”问题。相应地，阿甘本的审美政治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作为例外状态的纳粹集中营、作为牲人的“活死人”和奥斯维辛残余的“见证”三个重要维度，体现出诗学正义的特征和批判美学取向。 一、作为例外状态的纳粹集中营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是其政治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根据英文版《阿甘本辞典》辞条，“例外状态”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牲人》，继而在《例外状态》这部著作中得到拓展与深化。阿甘本非常关注集中营的司法—政治结构。传统观念认为司法要维护自治权，而阿甘本却关注在例外状态下法治被搁置(暂停)的情境，以及可能引发的法治问题与生命政治后果。[3]185例外状态是悬置了“法律效力”的空间，意味着“法的空缺”和“宪政独裁”。例外状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行政权之法令与立法权之法令间相互混淆”，“其极限案例便是纳粹政权”。[4]57在阿甘本的哲思中，例外状态涉及政治、法律和生命权力等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 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命权力”转向与福柯密切相关，但阿甘本作了重要的推进工作。他指出：“福柯也从未涉足现代生命政治的最典型场所——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结构”，[5]7而集中营是“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绝对的非人状况”，“如果集中营的本质就在于例外状态的物质化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赤裸生命与司法性规定进入一个无区分界槛，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每次这样一种结构被创造出来时，我们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集中营的在场之中，无论在那里面所施行的是哪种罪行，无论它的命名是什么，无论它的特殊地貌怎样”。[5]233因此，阿甘本认为，集中营作为法律和正常秩序被悬置的例外状态，标志着现代性本身的政治空间的事件，是探讨生命政治的典型例证。 阿甘本《例外状态》一书的核心是他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和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之间关于法外暴力著名论辩的复杂重构。在法律与政治交叠领域，我们正处于一个“法治”与“法外治理”的张力场域。克尔凯郭尔认为：“例外解释了一般情况和它自己。”[5]23本雅明《暴力批判》(1921)一文曾经提出了一种暴力(或权力)的模型，纯粹的暴力变成了“既不制定也不保护法律，而是悬置法律”。而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在阿甘本的《牲人》和《例外状态》中都十分重要，法外暴力是施密特的至高权力例外论的核心。施密特认为主权者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因此，例外状态与至高权力的构建和实践有着内在联系。阿甘本进而认为，施密特想将本雅明的法外暴力的观点回归法律。悬置或改变法律的“例外状态”可以悖谬地成为法治—政治的“治理典范”。在人们熟悉的阿甘本公式中，例外状态是“通过其本身被排除而为法律所包蕴”。[3]185-186阿甘本认为，事实上，至高权力决定的例外状态既属于法律范围内，也属于法律范围外。例外状态，像生物政治一样，是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国家经常暂停自己的法治以维护法治。现代国家的现实表明：例外已成为规则。拯救政治的唯一途径就是“切断暴力和法律之间的联系”。[3]185-186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追溯古罗马“悬法”(悬置法律，终止一般执法活动)，讨论现代欧洲主要国家的法律政治机制(如德国魏玛宪法、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紧急行政命令、法国的戒严状态、英国的戒严法、美国应对“9·11”恐怖袭击)。当例外状态被化约为“必要状态”之时，司法权力原则便被延伸到了行政权力。[4]43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提供了许多关于“例外状态作为治理典范”的例子，说明法律外的空间是内在的，例外往往成为常态。 在政治美学维度，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作为法律悬置和独裁者决断的机制，具有生命政治的蕴涵。[4]6阿甘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与当代海湾战争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法律处境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在主权者决定“例外状态”的条件下，“不仅丧失了其公民资格，也丧失了一切法律身份。……在关塔那摩的被拘留者身上，裸命(nuda vita)达到了其无可决定性的最高限度”。[4]7古罗马“悬法”是现代“例外状态”的原型。从古到今，到处都有从人到非人、文明到自然、和谐到混沌、良序到失序的暂时性反转。西方法律呈现为权威与权限之间同时互斥与互补的双元结构。令人关切的是，古罗马威权主义原则透过法西斯主义，出人意料地在欧洲复苏——例外状态、悬法、元首权威、领袖制，韦伯称之为“克里斯玛型”权力。[4]135例外状态“几乎毫不间断地持续运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历法西斯主义……一直到我们时代。诚然，例外状态今天已经达到其全球部署的顶点”。[4]138《例外状态》写作期间正值“9·11”之后的国际反恐热潮，美国以反恐之名颁布《爱国者法案》，施行“许多违反宪法保障之基本人权的非常措施”，延展“例外状态”。[4]174-175因此，阿甘本批评当代“全球性治理暴力”——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常性之例外状态，认为“赤裸生命”是生命政治机器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