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11-0148-12 钱中文先生今年90周岁了，他的生命历程穿越过20世纪中国激烈动荡的岁月，也历经了21世纪初的繁荣昌盛和风风雨雨。不管是“短20世纪”的激进变革，还是“漫长的20世纪”的高深莫测，他都领略过峰回路转的奇观胜景，他能解出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真谛”。作为钱先生的学生，忝列先生门墙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与先生相识时，先生正当盛年，我还是年轻后生。转眼就随先生一起进入老年，可能现在才逐渐领悟到先生治学的一些要义。我曾于二十多年前写下一篇探讨先生理论思想的文章《怀着知识的记忆创新——钱中文的学术思想评述》①，彼时我刚过所谓“不惑之年”，显然对先生的理论领悟十分有限，尤其是对“新理性精神”文论，只是点到为止，未能把握要领，深入阐发。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愈来愈觉得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意义所在，也能领会其中要旨之一二。特别是阅读了多位前辈师长和同代学人，还有更年轻学者的文论，更深地体会到“新理性精神”文论在钱先生的文论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深远意义，它是一个蕴含了历史经验而有深远的人文内涵和审美意涵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亦可谓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基石。因此，在先生五卷本文集新近出版之时，②重读先生的论著，略有新得，在这里就钱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再做一点阐发，以就教于方家。 一、“新理性精神”文论的现实与历史依据 钱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式提出于他的论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发表于《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很显然，钱先生提出这一理论并非是在西方文论的体系中来做某种反拨，或者是在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他的出发点在中国自身的现代文论传统脉络中，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对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做了简要的梳理之后，他指出：“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虽然它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看来，20世纪文学艺术意义的日益失落，与人的生存质量、处境密切相关。今天，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纠正极“左”路线，突破禁区，开启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必须看到，8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了社会三元分离的思想格局，即：主导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思想，民众的生活直觉。社会统一化的或者说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系统松懈了，旧有的观念还在起一定作用，而新的观念还只是初露端倪。众声喧哗、杂语纷呈的局面在所难免。80年代重在“破”，一辈尚初出茅庐的后生们，对具有规训作用的“理性主义”也是持“破”的精神，要革新，想去“破”是首要的，“立”也就在其中。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数篇文章，对“理性主义”“主体性”“个体敏感性”等问题做过粗浅探索。④“超越粗陋理性”的理论期待是什么呢？那时我提出的设想是建立“后理性主义”，显然，这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诉求，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中并无基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那时着眼于“破”，对“立”其实思考并不充分。引来“火种”在中国的理论原野上也难以形成燎原之势，只是建立局部的“根据地”。 90年代初，中国社会经历剧烈的历史转折，在一段时间的历史空场之后，知识分子要重新出场。事实上，文学更具历史敏感性，以其直觉表达了直接的现实感受。90年代初，文学上影响大的要数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在那样空空如也的场域中，表演着调侃、幽默和越界的游戏，是具有相当的瓦解性的，在那个时期人人都心知肚明，所有人都摆出一副娱乐的姿态——就是这样的自欺欺人的“三岔口”的现代版戏剧。但是，批王朔成为知识分子重新出场的需要——这个高昂的现代性姿态必须做足，只有贬抑王朔才得以彰显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供批判，王朔就这样成为一时批判性的话题，知识分子也由此重新出场。 90年代初，诗歌界也在跃跃欲试，却是借助“海子之死”的悲情哀悼出场。80年代终结之后，也是“短20世纪”终结之后，诗界其实最为茫然无措，他们曾经有多么张扬，有多么胡闹。“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7点”(于坚《作品52号》)。但是，现在“海子死了”，他答复神秘的质问者：“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第三代诗人”把海子的形象越举越高，海子已然具有精神使徒的形象，“抱着白虎走过海洋”，而“扶病而出的儿子们/开门望见了血太阳”(海子《抱着白虎走过海洋》)。第三代诗人本性难移，还是带着决绝的态度，用一个暧昧的“个人化”写作遮住“青面兽”的面孔，他们写下的诗句比朦胧诗更加暧昧不明，玩世不恭的外表下，却有着“杨志卖刀”一样的险象环生。90年代的中国诗歌出现了一批有真实历史感的作品(包括诗评家和诗人写下的诗歌批评)，诗人们带着“中年写作”的沧桑，以自诩的神圣性领略到了“历史深度”。 很显然，小说方面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就是打着“陕军东征”旗号的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北京的高调出场。这两部作品无可争议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后者，被推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之最，但这是后话。彼时知识分子急于表达批判性话语，这两部作品都有非常鲜明的西北文化的风土人情，还延续着80年代的人性论和寻根的流风余韵，但这些都被人们忽略了，其突显的性描写成为批判最醒目的靶向。尤其是《废都》，遭到最为激烈的批评，所有的批判者几乎都高举道德主义的大旗，这是文学批评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它与政治旗号异曲同工。结果，这部书愈批愈热，最后洛阳纸贵，几百万册的印数还一书难求，接着就是被禁。这使迅猛的盗版风行市场。据研究者统计，这部书至少有26个盗印版本，总印数不低于1500万册。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