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语法，先要讲词类，词类是讲语句结构必不可少的“道具”（吕叔湘2002：223；沈家煊2009：1）。词类问题没有解决好，会影响整个语法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胡明扬等1996：前言）。遗憾的是，汉语词类问题至今仍是个老大难问题（王冬梅2018：7），始终面临两个困境：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沈家煊2009：4）。正是基于对上述两难困境的思考，沈家煊（2009，2016）提出“名动包含”理论，并从汉语自身、语言类型与共性、语言演化与认知等多方面论证，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无论在性质还是二者关系方面，均不同于印欧语里的名词和动词。该理论贴近汉语实际，更为简洁、自洽，不仅消解了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诸多疑难问题，也为一般语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但近来，金立鑫（2022：4）撰文指出，“‘名包动’理论不仅违反了逻辑公理，也违反了逻辑三段论的推理规则”。本文将依据笔者对汉语事实和名动包含理论的理解，考察以下问题：“甲乙分立”格局和逻辑三段论能否“套”得住汉语？名动包含理论是否违反了逻辑公理和三段论推理规则？ 2.“甲乙分立”格局“套”不住汉语 评述“借英鉴汉”和“借英套汉”的区别时，启功（2005：2-3）曾打过一个比方，说“借英套汉”犹如小孩套圈游戏，印欧语的“葛郎玛”（grammar）是小竹圈，套不住汉语这只大熊猫。借着这个比喻，本节考察西方逻辑学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是否“套”得住汉语。 金立鑫（2022：3-4）认为，名动包含理论不符合逻辑公理，原因在于：根据分类公理，“如果‘名包动’理论成立，则意味着，动词是名词的子集，因此，名词这一集合所具有的所有特征（至少是大部分特征）其下位子集动词必须具有”，然而汉语“动词和名词至少具备13组完全对立的分布特征，动词和形容词有类似的对立。它们构成强倾向性对立关系，并非完全包含关系”。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逻辑学所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支配而形成的一种成见。①“甲乙分立”式的范畴观认为，举凡分类均建立在同一律基础之上，凡事物不分则已，“分”则只能二分，分类结果务必求“尽”（exclusiveness）。这种范畴观决定了，名词和动词之间只能是彼此对立、少有交集的关系。上述观念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生成句法学派便主张，noun是noun，verb是verb，界定noun的[+N]和界定verb的[+V]，都是“仅为此范畴所有而为它范畴所无”的语法特征。恰是受此观念的影响，金文误认为，汉语中的名词和动词也只能是彼此对立、少有交集的关系。但张东荪（1938/2013：42）早就指出这是一种偏见，“我们中国人的思法是不倚靠同一律的”。 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形是，如果范畴甲和范畴乙不是等同关系，便至少存在两种不等关系：一是西方逻辑学所说的非此即彼的“甲乙分立”关系；二是非排斥性的既分又不分的“属类关系”或“上下位关系”。前者犹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男人就不是女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后者犹如man（人/男人）和women（女人）的关系，man不都是woman，但woman都是man。Lyons（1977：156）曾将这两种格局分别称作“类分立”（class distinction）和“类包含”（class inclusion）。名动包含强调的就是第二种关系。 说汉语“名动包含”，并不意味汉语名动不分，而是强调与印欧语里“名词是名词、动词是动词”的“甲乙分立”格局不同，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是“名包动”的属类或上下位关系。对西方人而言，甲乙分立才是两个类，但对中国人来说，甲乙包含就有两个类。汉语名词和动词是整体与部分的上下位关系。包含理论将汉语里的动词称作“动态名词”，把包括动态名词在内的上位范畴称作“大名词”，动态名词以外的那部分名词称作“静态名词”（沈家煊2016：4）。区分“动态名词”“静态名词”和“大名词”的做法已经表明，名动包含并非名动不分的合一关系，亦非名动二分的对立关系，而是“既分又不分”的属类关系：不分，是因为动态名词也是名词；分，是因为名词不都是动态名词，还包括静态名词（即通常所说的“名词”）。因此，金文所说的“13组完全对立的分布特征”，不仅未与名动包含理论构成矛盾，恰可用作区分“静态名词”和“动态名词”的标准。 有人会问，既然汉语名词和动词与印欧语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何不换个名称？之所以不换名称，不仅是为了照顾习惯，更是为了方便进行跨语言比较。当然，不换名称也有弊端，容易被误解。金立鑫（2022：12）便曾援引陆俭明先生的话说，“包含论，有两大疏漏——一是没对自己所说的名、动、形的特征作交代，没交代依据；二是大名去掉‘动’所剩下的大环，是什么词，也没交代。有人说，不也是‘名’吗？可是他们没看到这个大环‘名’跟沈所说的‘名’即‘大名’其外延和内涵都不同了”。 对此，我们想说的是，事实上，汉语名动包含理论从立论之初，就交代了“大名去掉‘动’所剩下的大环”是“静态名词”，对汉语名、动、形的特征也做了周全的交代：作为动词的一个次类，形容词的特殊性在于它典型充当定语（修饰语）；作为名词的一个次类，动词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典型功能是充当谓语（陈述语）；名词的典型特征是做主宾语，一般不做谓语（沈家煊2009：9，2016：57）。至于陆先生指出“这个大环‘名’跟沈所说的‘名’即‘大名’其外延和内涵都不同了”的观察则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名动包含理论的可贵之处，即突破了西方既有术语的束缚，赋予其新的内涵与外延，实现了吕叔湘（2002：402）提出的汉语语法研究“破与立”的夙愿：“要大破特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予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可见，并非汉语名动包含理论不符合逻辑公理或存在疏漏。相反，恰是受到西方逻辑学和“甲乙分立”格局“先入为主”影响的学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记得用“类包含”的眼光，看待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既分又不分”的属类关系，而不是一味用印欧语的眼光片面强调汉语名动分的一面，忽略二者还有合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