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角色与功能，是人类思想情感、信息交流和知识创造的工具性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随着人类群体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的不断发育和复杂化，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也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语言的使用扎根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些活动”。① 在更大范围考察语言对于人类生活的功能，可以看到深层语法结构与社会联结的底层逻辑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两个陌生人相遇时，帮助他们确立彼此认同的视觉要素是体质特征，即与血缘直接相关的体型、肤色、毛发等，以“我们看起来是否相像”来判断彼此是否属于“同类”。人们建立彼此认同的听觉要素是语言，用以判断彼此是否可以交流，“你是否能够听懂我表达的意思”，以此考察双方是否属于同一个文明群体并共享基本社会伦理。这是陌生人之间建立相互认同的最基础、最朴素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也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发育具有一些结构性标识和类别体系，形成复杂的同类识别机制。 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主要是一种语音符号系统，用来表达可交流的思想和情感……在人类历史的高级阶段出现了模仿口语模式的书写形式”。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要语言工具，而文字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说语言是观念的载体，文字的出现则使得普遍观念得以形成。”③没有语言，人类个体之间无法进行信息沟通，也无法形成群体合作和社会组织。而没有文字，人类文明不会出现稳定且定义清晰的概念，也不可能在知识的大众传播和世代积累中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一些地区的人群创造出基于自身语言系统的文字，这些文字被邻近地区的人们所采纳，通过文字创制活动，记载各群体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发展和技术成果，为今人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语言词汇的创新和文字语法的演进，反映出人类群体在经济活动模式、社会组织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并使语言升华为群体的文化符号和认同标志。作为信息情感交流和社会活动运行的工具，语言不仅是群体内部建立认同的重要符号，代代相传积蓄了朴素厚重的情感，也经由不同语言间的互译成为群体间交流的信息传递工具。概而言之，语言是群体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载体，是群体内部认同和辨别差异的文化基础和情感载体，也是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并创建复杂宏大社会体系的工具。语言的交汇和词汇的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当人类社会组织发展出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后，语言文字在形塑人类社会联结方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自17世纪以来，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新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言作为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一些在工业化运动中走在前列的人群，为了表达各领域的新发明、新概念和新思想，借用历史上曾经使用的词根演绎出具有全新政治、科学与文化意涵的词汇，或者直接创造许多全新概念与词汇；而另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则被迫接受外部强者输入的词汇、概念，并艰难地将其嵌入本土原有文化与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脉络间的时代断层和突兀嫁接必然造成某些词汇意涵的扭曲和误用。 总之，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词汇已被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文明发展赋予相应的政治与文化内涵，在以语言文字为边界的本土文化体系与外部文化体系的相互交流、互译、交融中不断演化，我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理解语言文字所承载意义，并依靠这套观念和意义，努力争取主动和系统地参与全球各类事务。 一、语言是构建现代“民族”（nation）的主要元素之一 1.民族国家在近代成为国际秩序体系的基本单元 20世纪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已经是领土边界明晰、拥有独立主权的社会共同体单元——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是以独立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这个现代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国家是“一个相对晚近、起源欧洲的造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驾齐驱，并最终统治了世界”④，“现代民族是范围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个部分，在这个体系中，整个世界被分成彼此分离的民族国家，通过包括那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内含的共同观念和实践，这些国家又相互联系起来。这一体系于1648年缔结《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后出现在欧洲。1818年以后成为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主导模式，后来由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s）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中东、亚洲和非洲”。⑤ 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了新型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欧洲传统世袭封建专制秩序，萌生出用以凝聚新政体的现代“民族”（nation）意识。西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催生出现代国家制度。“直到20世纪，全球几乎所有领土（南极洲除外）才成为了独立的国家，从而取代了帝国、城邦、部落和神权政体等曾经统治着大多数民众和他们生活地域的政治组织。”⑥19世纪的历史被白芝皓（Walter Bagehot）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有史以来，欧洲的版图首次依照‘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重新划分，与此同时，欧洲式的民族主义也被殖民地解放运动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争相奉行采纳”。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