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概念，现代化构成了数百年来世界各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向，它既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罗荣渠，1994)，也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工业化、城市化，乃至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等各方面理想形态的规定(亨廷顿，1998)。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从被迫卷入和适应世界性浪潮，到尝试建构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化方案，直至提出超越既有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其进程之紧凑、成就之显著，为世界所瞩目。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2022)。在此后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中国式现代化”均被反复提及，并被赋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等更高的世界历史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原则的一次最为集中的阐释，既凸显了其对中国现代化百年探索历程的主线意义，更指明了未来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新高度的方向与路径。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关注和讨论，构成了横纵两条鲜明的学术经纬。从纵向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属于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救亡运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随着实践演进，展现出迥异的阶段性特征(张来明、侯永志，2021；胡鞍钢，2022；燕连福，2022)；从横向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道路唯一性的成见，颠覆了由资本逻辑和“丛林法则”主导的旧文明秩序，建构起既包含现代化一般属性、又具有中国风格的新文明形态(吴晓明，2017；刘守英，2021；臧峰宇，2022)。此外，作为一个极具综合性的学理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又必然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国家重大战略或目标发生密切联系(周文、肖玉飞，2021；洪银兴，2022；王灵桂，2022；郭晗、任保平，2022)。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探讨中，一个核心的问题较容易被忽视：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如何被选择的?这其中自然有多种复杂的客观约束，致使中国在近现代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却均告失败(罗荣渠，1993)，而不得不尝试开辟属于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式”是一种具有强烈历史自觉和战略前瞻性的主动选择。在实践意义上，这种主动选择驱使着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至今，都深耕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考察，即使面对重大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也始终致力于将有限的资源重组盘活，而没有重蹈东欧、拉美的覆辙，倒向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在理论意义上，这种主动选择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构造了“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多个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方案，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以实际行动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关键问题。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有以下4个方面：第一，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自创建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90年历程，从萌发、探索、建构3个阶段，完整考察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如何被创造和坚持的，以及在不同时代的典型特征；第二，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现代化的“中国式”如何超越此前历史和已有的现代化模式，构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成就和举措，探讨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第四，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阐释未来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着重把握的3个方面、重点研究的3个领域，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提供借鉴。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历程与特征演进 (一)萌发阶段(1921-1949年)：“中国式”的历史自觉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1.摒弃西化和苏化，倡导第三种方案 现代化概念最初传入近代中国，是与“西化”“欧化”等含义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早在19世纪80、90年代，有关现代化的英文词汇就已频现于《北华捷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在华英文报纸(黄兴涛、陈鹏，2018)，并大多表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运用西方文明改造落后中国的愿望。但随着一战的爆发、苏俄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国家干预的出现，知识界对现代化图景的勾勒更为多元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3年《申报月刊》发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为进一步聚焦问题导向，该刊特别要求学者讨论中国现代化应走西欧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特辑收录的26篇文章中，完全赞同其中一种道路的文章并不多见，而支持两种道路融合的观点则占据大半。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了该制度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合理性(张良辅，1933)；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孱弱，又使得照搬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太超时代、太鲁莽(董之学，1933；谷春帆，1933)。基于西化和苏化的不可行性，有人提出了“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的第三种方案设想(张素民，1933)。尽管上述方案仍显粗糙，也未必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早期构想。更重要的是，这次讨论突出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诉求，即必须选择一条符合中国条件的现代化道路，“离开了中国的经济现状来谈生产发展的路线，那恰是闭门造车的乌托邦理想”(董之学，1933)。 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群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具有天然的批判意识；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极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与当时的“标杆”苏俄之间的差异性。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外力渗透下被迫开始的，因而其现代化政策必须“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李达，1980)；另一方面，外力的入侵也“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毛泽东，1991a)，而是要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故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内容(赵士发，2016)。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透彻认知，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关键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