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直接引发了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之争。财政学是特殊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安体富，2016)，还是应该再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加以扩展(高培勇，2015)?财政学是否需要脱离应用经济学而上升为一级学科?未来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何在?为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回到财政学最初引入中国的近代历史现场，观察并分析财政学为何引进以及如何引进的史实。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促使国人放眼世界，引入西洋知识。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了经济学，也带来了财政学。甲午战争更是刺激国人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认定这与日本接受西洋知识有着密切关系。为了救国图强，中国直接向日本学习，财政学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学习中，国人意识到从日本间接引进财政学是不够的，而开始注重从欧美直接引进财政学。 财政学在欧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财政学的诞生。财政学在后来西方国家的发展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19世纪德国财政学领先世界，就是因为财政学能促进当时许多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财政学因此在特定阶段成为西方的主流学科。国人向欧洲和美国学习财政学，是救国图强梦的延续。 财政事务古已有之，但近代中国之前只有零星的财政思想。①财政学的最初引进是近代的事，②当然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国财政学的“寻根”，也不妨碍财政学的新发展可能从这一“根”上找到新的支撑(叶坦，1998)。财政学起源于西方国家，留下了各国深深的烙印。国人希冀通过引进财政学，实现强国梦，财政学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众多中国学子的主攻方向。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与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和本土问题的解决方案有着密切关系。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最终指向构建本土化的中国财政学和新财政学。这一探索对于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财政学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代财政学的引进与留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特雷斯科特(Trescott，2007)对经济学留学生的总体情况有较全面系统的研究。邹进文(2010，2016)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涉及财政学。他还按时序研究了民国财政思想的变迁过程(邹进文，2008)。胡寄窗(1984)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中国近代财政思想发展的部分内容；胡寄窗和谈敏(1989)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通俗财政知识的传播和清末民初中国的财政思想。张馨(1999)为分析“公共财政”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中国公共财政学的发展史。夏国祥(2011)分期研究了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马骁和张明(2002)研究的着力点在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发展上。杨志勇(2000)对20世纪中国财政学发展史研究的重点也在1949年之后，只简单涉及财政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大大改变了财政学的发展方向。③“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论断提出以来，学术界已对此有所回应(高培勇，2014)。这些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财政学因不同机缘借助不同路径而引进，编译或照搬照抄是财政学引进、传播与转型第一阶段的特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原版教科书的同步采用，但又不局限于此。中国人开始编写自己的财政学教科书，并在大学中探索不同的课程设置体系，让财政学在中国普及的同时，其发展也表现出与国际同步又具有中国个性的特征，这是第二阶段的特点。学问合为时而作，财政学是致用之学，中国人结合现实财政问题，研究财政理论，丰富财政学体系框架，推动了财政学的本土化，并努力构建新财政学，财政学的中国个性化特征越发明显，中国财政学已渐显雏形，这是第三阶段的特点。财政学在中国近代从无到有，从全盘引进到消化吸收和发扬光大的过程，需要梳理总结，才能继承和发展。近代中国财政学发展阶段表现出递进性的特征，却不能以时序简单区分，特别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叉特征较为明显。因此，本文拟跳出分期研究近代中国财政学发展的做法，而以财政学的引进、传播与转型为线索，以区域、大学、教科书④为纲，全景式展示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剖析发展的内在机理。 三、财政学的引进 最早在中国传播财政学的是晚清时期的传教士。光绪六年(1880年)京师同文馆汪凤藻译、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校的《富国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by Henry Fawcett)，译出了原著第四卷“赋税”的一章。这应算财政学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但从财政学的整体引进来看，这项工作更主要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近代初期，中国人借助各种途径，将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的财政学通过不同的渠道引入中国。本部分分区域梳理财政学从西方引入中国的不同路径。 (一)日本 1.初始阶段：速成班教育和公务员培训 日本在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引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救国意识增强，开始注重向日本学习。速成班教育和公务员培训中的日本师资给中国人带来了财政学启蒙。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为适应中国人学习法政知识之迫切需要，压缩学制，举办一年制速成班，历时仅四年，影响却颇大。财政学课程设在第二学期，每周4课时。从现存的财政学讲义(残卷)和财政学试卷⑤来看，财政学课程内容以基础知识为主，后也加入一些现实财政问题(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2015)。有的留学生整理听课笔记，加上个人理解，形成教科书，但这还不是系统的中国财政学教科书。在国内的公务员知识培训中，财政事务有相当分量，但培训的只是基础知识。日本教官培训财政学的内容有一些也形成培训讲义笔记出版，例如京师法律学堂笔记《财政学》。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