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气候、地理、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夏商以后，位于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和华北地区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唐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经济重心发生了南移。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次第展开，中国经济的重心又一次发生移动，即由内陆向沿海的东向转移。明清时期的这次经济重心转移，影响深远，格局迄今未变。 “基本经济区”概念 1934年，一位年轻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两年后，这篇博士论文以专著形式在英国伦敦出版。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中，认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这位受到李约瑟高度评价的学者是冀朝鼎(1903-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基本经济区是直接和政权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通过水利数据的变化，他得出了唐至宋辽金时期长江流域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基本经济区的结论。 “基本经济区”概念，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重心”。冀朝鼎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判定标准是水利工程的多少。当然，水利工程的大小和多少，以及记载的详略与否，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差异。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也成为学界定论。不过问题随之而来：唐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有无新的变化? 从“苏松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明朝前中期学者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写道：“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丘濬引用的这句谚语其实有很多版本，但核心范围都是江南地区。晚明时期《辑校万历起居注》则记载：“夫湖广，天下鱼米地，谚称‘湖广熟，天下足’，自大江东西皆仰给焉。”谚语的变化显示出以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平原，已经取代江苏和浙江，成为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测算，明清时期每年运往江浙地区的米粮多达2500万石。邓亦兵则估计，清朝乾隆年间长江水系的粮食外运包括四川300万石、湖南800万石、湖北200万石、江西450万石和安徽100万石，主要供沿海地区使用。 明清江南地区虽然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区，但依然有着明显的农业生产技术升级换代优势。水稻两熟是最为普遍的耕作技术，双季稻的种植既是选种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稻麦多熟制得到发展。类似的模式还有稻豆两熟、稻油两熟、稻与烟草等经济作物两熟等。这里的农民注重施肥，以提高地力和产量。 明清时期最发达的手工业仍然在江南。妇女在家织布，拿到市场上交换，以维持生计并进行再生产，是棉纺织业存在的普遍模式。丝绸是奢侈品，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产品。清廷设立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专为皇室提供丝绸。民间丝织业虽在规模上不比官营，但发展速度很快。在家庭副业式生产的基础上，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的专业化分工，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断的重要基础。 珠江三角洲是仅次于江南的经济发达地区。番禺的花市、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和东莞的香市，合称广东“四市”。广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茶叶和丝绸始终是主要出口产品，种茶、栽桑殖蚕在当地农村非常普遍。桑树的栽种采取与养鱼相结合的办法，在鱼塘周围的堤岸土基上栽种桑树，鱼塘浊泥可以肥树，蚕粪可以喂鱼，多种经营方式结合，相得益彰。 清代华北商业城镇的数量和规模较明代有了大幅增长。山东、直隶境内有重要的漕运通道，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有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150石的免税“土宜”(土产货物)。清朝嘉道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超过90万石，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加可观。这对运河经济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物资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从“苏松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显示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中心已经由沿海转向了内地，沿海地区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提升优化。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沿海地区以商业和手工业为推手，技术升级与多种经营相结合，开创出一条极具转型性质的经济发展模式，迈出了经济重心东向转移的坚实步伐。 经济重心的东向转移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了新一轮的移动，即由内地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 明清时期行政区划变化频繁，边疆地区的数据缺失严重，加之本身经济比重不大，所以我们以十八直省的情况来分析。十八直省之中，沿海省份的人口与内地省份基本持平，但辖区面积(114万平方千米)不到内地省份面积(281万平方千米)的一半。沿海省份可耕地面积从1776年的14038万亩，增加到1910年的19152万亩，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45％，说明沿海地区的土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精细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