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留俄学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作 者:
庄宇 

作者简介:
庄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海外留学生群体逐渐在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20世纪初,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此时,国内进步的知识分子早已对传承欧洲社会主义的俄国虚无党人有所关注。“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更是在建设独立自主、反抗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象。20世纪初留俄的中国学生凭借地缘优势,将俄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详尽介绍给国内外的华人,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中坚力量,为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当时的中国留俄学生或以亲身经历或出于“以俄为师”的革命同路人之愿景,身体力行地为20世纪20年代中苏外交联盟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苏俄党政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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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6-0143-(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6.015

      19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时,诸多进步爱国人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了解,来弥补自身之不足。这一时期的进步人士主要以编译及撰写介绍西方乃至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为首要任务。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学子大规模海外求学的历史篇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教育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强国的目的。在统计清末留学生派出数据时,不难发现其突出特点即大多被派往美国、日本及欧洲这类社会制度及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而对于与清代中国大面积接壤的俄国,时至20世纪初,派遣留俄的学生才日渐增多。①此时,除却早期的中央官派留学生与地方(如东北、新疆等地)官派留学生,自费留俄学生人数逐渐攀升。据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来,清廷的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向俄国派遣的留学生加上自费留学生共40多人。当时赴俄留学生的派遣规模相对于前往欧美及日本的可谓九牛一毛。随着20世纪的到来,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留俄(苏)学生的数量开始有了显著提升。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自此,苏俄在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而思想的传播需要载体,当时的留俄(苏)学生因地理之便利,成为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实践经验交流沟通的重要纽带。1920年前后,留学俄(苏)的中国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苏联盟合作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此前学界对中国学生留学俄国及苏联的历程已有关照,但多侧重按时间顺序的历史梳理。本文尝试从20世纪初留俄学生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新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由日本、俄国传入中国。本文中的留俄学生,包含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后期在原俄国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20世纪初“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俄国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以及1922年12月30日建立的苏联,其政权经过两次更名,因而造成了中文语境下对国名和政权表述的诸多不便。本文标题中的“留俄”更强调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的路径源头,即由俄国传入。

      一、革命联系的建立:刘泽荣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与中苏建交的初步尝试

      19世纪末,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进入中国,早期是以“知识”“学说”的名义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直到“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与独立自主、权利平等、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革命原则相结合,广泛传播开来。20世纪初,留俄学生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其中,留俄优秀学生领袖刘泽荣②所召集创建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在中苏两国建立革命联系的初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联结纽带作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进入俄国修筑铁路。由于语言不通,加之俄国解体后国内政治混乱,华工的处境愈发艰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大批在俄华工经受不住残酷的剥削和虐待,从西伯利亚、南俄和波罗的海沿岸等地逃难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们因为生活无保障而沿街乞讨,沦为“黄奴”,处境十分悲惨。看到国人的境况,留学生刘泽荣挺身而出,先是与当时中国驻俄领馆商讨遣送在俄华工回国一事,几经周旋未果,于是“刘绍周邀集当时在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刘文彬、张永奎、李宝堂、朱绍阳、伊里春、音德善和刘雯八人,共同商量救济和遣送同胞回国的办法”。③这一次商议的结果便是成立“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底,正式更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Союз Китaйских Paбочих в Pоссии),同时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Вeликоe рaвeнство,以下简称《大同报》)。刘泽荣在回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创立时,曾感慨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联合会的创建提供了时机:“遂几经有人设法提倡一适当之组织,终以俄人专制时代,碍难达到目的。不谓千载一时之机会,忽出现于一瞬,所谓此时机者,即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俄罗斯革命是也……”④

      旅俄华工联合会创立之后,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中国官方驻俄领事已经撤离,且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尚未组建,因此在苏俄外交部的建议下,旅俄华工联合会既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又承担了在苏俄境内保护华侨利益的责任。因此,该联合会的地位在苏俄进一步提升:“由于刘泽荣代表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以坚定态度支持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刘泽荣领导的这一华工组织一直受到苏俄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注。”⑤随后,在苏联外交部的提议下,旅俄华工联合会搬至原彼得格勒中国使馆驻地办公。《大同报》的创立,源自苏维埃外交部的提议。当时,由于语言上的沟通障碍,苏俄很难推进在红军中对中国战士的政治宣传,而有了旅俄华工联合会这样的机构,恰巧为苏俄政府提供了以中文在军队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机会。因此,苏俄外交部向刘泽荣提议创办中文刊物,供红军队伍里的中国战士阅读,以了解苏俄境内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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