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5.02 一、引言：启蒙叙事的中国语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逾百年。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现代化历程中始终与一词汇密切相关—启蒙。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西学东渐洗礼的现代中国，只要提及启蒙，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如下关键词：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进化论、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而德性或者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总不能位列其中，甚至还会被视为需要强力清除的对象，但“理性”却必居于榜首。这种中国启蒙观的形成，可以说深受西方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精髓与主要特质即是“理性”，它有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①。正如恩格斯所言，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②。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应策尔纳请求所作《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给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③不过，即使在西方思想史的内部脉络中，整个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也可谓极其复杂，其所呈现的内涵亦相当丰富。正如卡西尔在评价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所言，“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这整个不断起伏的过程是不能分解为个别学说的单纯总和的”④。由此，面对西方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刻认识到启蒙运动并非如以往所见唯法国所独有。即使在欧美社会内部，启蒙亦有其复杂的历史传统与丰富的人文内涵。如英国近代以降的启蒙运动，其内在动力就并非源于非历史的“理性”，而是更为注重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美德”⑤；美国的启蒙运动，与其立国原则基本一致，其动力主要来自对政治自由、正义、幸福与共和的认同⑥。对英美多数启蒙思想先驱而言，理性只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工具与途径，并非目的本身，更不能代替目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法国与启蒙运动等同起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是这样一种趋向：依照法国经验看待其他启蒙运动的结果——例如，把美国革命看成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或低级版本，或把在英国发生的不革命看成某种反革命(或把英国启蒙运动的某些方面看成一种反启蒙运动)。正确评价这些启蒙运动的独特性也是正确评价各国历史形势的独特性”⑦。由此可见，西方知识界对启蒙运动本身所呈现的价值诉求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争论回到中国语境，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独特价值内涵？它在何种意义上发生？其源动力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还是深受西风东渐影响？在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启蒙运动有着何种价值内涵，哪些价值契合中国问题的真正需要，哪些又与中国社会水土不服？为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被广泛动员组织起来同德同心，结束百年分裂动乱，完成建国理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与社会主义的启蒙叙事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不论西方各国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其价值诉求都取决于各自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关于“启蒙”，不可能有一致的版本、固定的模式，无论是想把西方式启蒙生搬硬套于中国，还是想把中国式启蒙移植于西方，都值得高度警惕。要正确评估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及其内在价值，必须结合中西近代相互遭遇后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等具体处境与实践条件。在民族危机、救亡图存、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双重历史任务的背景下，中国启蒙运动本身并没有绝对独立的价值要求，而是紧密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一旦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现实政治要求发生转向，为救亡而生的启蒙便势必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而改变其方向。由此，我们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近代中国迭次出现的启蒙运动，及因各种启蒙价值立场的紧张关系而导致的分裂结局。在各种启蒙价值抉择中，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最终顺应了中国救亡叙事的时代潮流：一方面承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启蒙价值，另一方面果断抛弃了与近代中国救亡叙事严重背离的绝对自由主义倾向，再一方面亦注重吸收中西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与公共德性，并使上述三方面在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中得以真正融通。正如姜义华所言，“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便因之具有与西方启蒙运动非常不同的内容与形式。而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这场运动，几乎从它一开始，便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已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运动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同社会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息息相关”⑧。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为何能作为一种启蒙价值在中国迅速扎下根基，被国人普遍认同，进而启发大众，实现社会动员，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二、救亡产生启蒙——“启救亡之蒙” 西方启蒙运动，核心议题是宗教⑨，主要对象为神权，且其早期阶段基本上是一次纯粹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相比，近代以来中国启蒙叙事产生的背景是空前的民族大危机，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并非如西方早期启蒙运动那样有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可以说，贯穿近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百余年历程的主题始终是救亡⑩，主要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正如美国学者舒衡哲所言，“从中国历史上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先于启蒙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尊奉儒教的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探索强盛国家、壮大国威和抵御外来侵略的道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