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理论在1964年首次提出后引起广泛回响。①针对“六边形”市场结构模型、将农村集市作为农村社区核心及其他观点，不少学者从学理与实证两方面进行修正，涉及区域包括华北、西南等。②若将此视为“施坚雅后史”，在施坚雅发表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系列文章之前，中国学界对农村市场的已有探讨，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调查与研究，或可称为“前史”。然对此关注者尚不多。1948年，有调查者说：“许多社会学者对于农村社会的调查贡献颇多，但关于小市镇及墟集的调查却很少见。”③20世纪90年代，仍有学者认为“有关本世纪前半期乡村集市问题的研究，就论文数量而言，不过十数篇，专著则更难寻觅”。④ 随着著作译介、访谈发表及1949-1950年成都高店子田野调查笔记出版，已不难看到，施坚雅的思想资源中确有民国时中国学者对农村市场的调查。⑤他在论文中指出：“对农村市场的实地调查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乔启明和杨懋春，两人都在康奈尔大学受过农村社会学的教育，最早认识到了市场体系的社会意义。杨庆堃1932-1933年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⑥杨念群将施坚雅对杨庆堃的引用，以及之后施坚雅模式在国内的传播称为“理论旅行”。⑦陈倩通过对比揭示施坚雅对中国学者观点的吸收，提出在施坚雅的观点中，“中间集镇不仅是较大的中间市场体系的中心地，也是一个较小的基层市场体系的中心”，即来自杨庆堃；对集镇区域边界和乡村基层的政治秩序等问题的讨论，则受到杨懋春启发。⑧最近，赵大琳利用施坚雅的田野笔记，分析了蒋旨昂、李安宅等社会学人对施坚雅的影响。⑨ 在1949年施坚雅前往成都之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及乡村建设者们如何关注乡村市场？⑩围绕乡村市场又进行了哪些个案调查与理论探讨，其理论与现实追求何为？本文力图在呈现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梳理其脉络，理解不同学术背景的乡村市场调查，及其各自的特色与学术位置。对“施坚雅前史”的讨论，不仅有助于反思施坚雅理论形成的背景，亦对理解民国时期“到民间去”的社会调查与乡村重建运动不无裨益。 一、调查与理论：早期农村市场研究诸家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与清河调查是中国社会学者最早进行的大规模市镇社会调查。1928年，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笔款项，用以开展研究与实地调查。该系选定位于燕大东北三里的清河镇作为田野点，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社会调查。1937年燕大南迁之后，赵承信继续推进清河调查。1938-1941年，燕大继续组织了平郊社会调查。侯俊丹指出，甘博(Sydney D.Gamble)、步济时(John S.Burgess)开创燕京社会学派之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焦点与指导方法曾发生转变。甘博、步济时、李景汉等在1920年代及以前的社会调查注重细描社会基本情况和搜集数据，关注“城市社区单元以及其腹地如何受到城市影响”；但是，自1928年的清河调查开始，燕大社会学系将乡村市场市镇(rural market town)放在分析的首位。这一转变是受杨开道的影响。他认为，农村社会学应当致力于研究农村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变迁的标志——市镇社会。同时，市镇社会又不仅是一个围绕农产交换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它还是一个建立在村落联合基础上，“具有现代组织化基础的地方共同体”。(11)侯俊丹对这一转变的揭示构成本文展开的起点。 最早公开出版的清河调查成果是许仕廉1930年用英文撰述的Ching Ho:A Sociological Analysis。次年6月，该文中文版发表于《社会学界》第5卷。(12)此后，围绕清河试验区，燕京大学又有不少调查报告、研究论著与学位论文。(13)但1938年清河调查启动十周年时，总结者黄迪对现状并不满意，他认为当时“主要工作是偏于农村建设的试验”，“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可谓尚未实现”，且“时常间断”。(14) 当时，社会学系所做研究已有不少，被分为“镇的研究”“村的研究”“村镇礼俗的研究”“试验区工作的研究”四类，但都被黄迪视为村和镇的分别探讨，“对于整个的‘村镇社区’则尚缺乏一种有机的看法和全盘的介绍，而这‘村镇社区’在我们看来却是清河社区的真正范围”。(15)1938年，黄迪的《清河村镇社区》是清河调查的十年总结，也是从“村镇社区”出发，以社区的整体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尝试。延续杨开道及1928年后燕京学派对社区与市镇之关注，黄迪“村镇社区”概念的提出试图构建乡村与市镇的社区统一体。赵承信也在该书后记中提醒读者关注“村镇社区”概念。(16) 在黄迪看来，清河镇同农村的联系以“交换”为重心。交换不仅是经济关系的重心，也是村镇关系的枢纽。分析交换关系可以认识农家和村镇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清河农村并非自给自足，不仅生产、婚姻、借贷等关系需同外部交往，日常用品也得仰给于村店与镇店。商店是整个社区经济交换的重心。村镇社区的构成虽以经济交换为核心，却并非局限于此。其他公共活动，宗教、教育、政治、生活与社会组织，均在探讨范围内。通过结构式分析，得以厘清家、村、镇在“整个社区生活上的相对地位”：“家的重要是在于它是经济、婚姻与亲属的枢轴；村的重要在于它是正式教育、庙宇宗教和地方政治的舞台；而镇的重要则在于其为社区对外交换的媒介。”在此基础上，他得到的是中国社区的一般结构，足以代表中国内地大部分农村社会。(17) 稍早于清河调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乔启明也提出以市镇作为乡村社会区划的中心，通过实地调查来划定市镇影响的乡村范围，以之作为乡村社会研究与乡村建设的依据。但该文主要以方法讨论为主。(18)1930和1931年夏季，乔启明进行了更为系统的个案调查。最终成果发表于1934年，即《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对淳化镇公共事业与公共利益的考察。他考察了淳化镇经济、教育、宗教、社交与政治等五方面生活，以及村庄间如何在五方面发生联系、联合，进而组织起来，形成共同利益。这是确定“乡村社会”(rural community)范围的方法，他还据此绘制出“乡村社会图”。淳化镇“乡村社会共同生活的范围，以市镇商业范围影响为最大，所以我国乡村社会的领域应以商业范围为根据”，“将来改革乡村社会，划分行政区域，对于乡村共同生活不能不特加注意，使农民得有了解于政治的机会，并且能使商业范围、教育范围、宗教范围、行政范围打成一片”。(19)乔启明深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包德斐(K.L.Butterfield)(20)和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桑德逊(Dwight Sanderson)的影响。不难看出，他力图借此革新农村公共组织，改良农民生活，为乡村建设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