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前后中共革命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荣堂,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五卅”前后,东京《国民评论》创办于日本,黄克谦、梁希一、李兆龙、王树声等旅日中共党员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阐发革命性质与世界形势并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逻辑框架下重新发掘和阐释中国革命历史,努力对国民革命“正当性”展开话语建构;利用五卅运动契机,以激烈的言说方式和“在地化”的动员策略,激发民族情感、塑造阶级认同,引导与制造舆论。“用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宣传,这是五卅前后旅日中共党员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展开话语建构与舆论动员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份由旅日中共党员主导的革命刊物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传播个案的独特价值所在。随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东京《国民评论》停刊,这一传播模式也难以为继。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11-0207-10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及其活动肇始于中共建党前后,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共早期在日本的组织及其活动十分关注,做了不少高质量研究。①这些研究对施存统、周佛海等中共早期党员在日本的活动情况以及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旅日中共组织在日本的发展情况已经有了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相比较而言,国民革命时期的旅日中共党员及其革命活动情况则还是学界研究的一个“薄弱地带”,专门研究尚付之阙如。

      有学者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日中共组织(“中共东京支部”)的整体研究中提及了国民革命时期王步文、童长荣、王树声、谢嗣育等旅日中共党员以请愿、游行、集会等方式“扩大革命影响”的政治活动,但这些活动具体是如何开展的,未能详细展开。②还有学者充分利用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民国报刊资料,还原了国共旅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但其论述主要聚焦在国民党旅日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③从学界已有研究可知,直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前,旅日中共组织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并未中断,主要是面向在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群体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至于这种宣传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其效果如何?这种效果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依然不甚明了,有关研究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近年来,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馆藏中发现了一份由“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于1925年6、7月间在日本创办发行的革命报刊——东京《国民评论》。该刊由“国民评论社”在日本东京编辑出版、以半月为发行周期,用中文采编,“总代派处”为“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通讯处设在“日本东京西巢鸭宫仲二四四五番地”,主要面向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群体宣传国民革命理论和反帝反封建主张,由黄克谦、梁希一、李兆龙、王树声等旅日中共党员担任主要撰稿人,现存3期。这份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关注的海外革命报刊为我们研究国民革命时期旅日中共组织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和“革命思想传播”的新视角。

      本文尝试以东京《国民评论》为中心,以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中共早期党、团组织文件和早期旅日党、团员的回忆录、民国时期的旧报刊以及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有关外交和警务档案,对旅日中共党员们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传播革命思想的实践活动作一梳理分析,以期丰富对中国近代革命报刊史、中共早期对外传播史的研究。

      一、旅日中共组织与东京《国民评论》

      1920年6月,在上海深度参与了中共建党活动的青年学生施存统启程赴日本留学。抵达东京后,施存统不仅通过书信方式继续保持着与国内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往来,还与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共谋宣传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④1921年上半年,“经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地的同志协商”,陈独秀正式委任施存统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⑤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正式建立。据施存统本人的回忆,到1921年下半年,由其创建的中共的“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⑥到1922年6月,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在日本活动的中共“正式党员”共有4人。⑦

      1921年底,因为长期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施存统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的施存统立即投身到中共恢复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代理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职务,并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⑧虽然已经身处国内,但施存统与其创建的中共“东京小组”成员林孔昭等人还保持有紧密的沟通联络。1923年1月,在施存统正式担任团中央书记半年后,林孔昭、马念一、李人一三人开始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通过广泛“联络留学生”和“加入侨日救济会”等方式在日本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动员。⑨作为建立于海外的地方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开展革命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按照中共早期党、团组织间关于青年工作和学生运动的明确分工,加之施存统个人在中共党内任职的调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事实上成为了中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的主体力量。

      从具体的运作情况看,旅日中共组织的主要活动地是日本东京,以秘密方式开展工作,骨干成员之间大多有着“同乡”或“同学”关系。从乡缘分析,刚刚建立起来的旅日中共组织以湖北籍学生居多。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的三名组织者中,就有马念一、李人一两名湖北人。以骨干成员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依托,特别是以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为纽带,一批心向革命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在日本加入中共组织,湖北籍留日学生黄克谦和李兆龙二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黄克谦生于1898年,曾在北京中央法政专门学校法律专业学习,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为同乡的关系,黄克谦在与恽代英、刘仁静、林育南等湖北籍的中共早期党内理论家的交往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前后,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一名忠实读者并与在北京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罗驭雄来往密切。经罗驭雄介绍,黄克谦与马念一取得联系。⑩1924年初,黄克谦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同年夏在日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11)与黄克谦几乎同时在日本加入中共的,是他的明治大学同学、湖北同乡李兆龙。李兆龙在国内时曾求学于“武昌中华大学,受同窗恽代英影响,开始阅读《向导》等革命刊物,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夏,李兆龙到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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