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泽东在给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此时，中共已基本夺取全国政权，即将成立新中国，回望党的创立，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许多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在较长历史进程中才能突显出来，在初始阶段可能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不寻常的历史事变，其内部因子一开始就必定有特别之处。综观既有研究，大多探讨社会文化、国内外局势对中共创建的影响，缺乏对中共自身特质的关注。②本文试图从中共自身的定位和他者的视角，探究其在成立初期相对于其他政党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以揭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本文所言“党成立之初”主要指1920-1924年，因论证需要，部分内容追溯至五四前后或后推至大革命失败之前。 一、“以主义为结合中心” 新文化运动前期，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想涌入中国，其中多数以“主义”相称，纷纭繁杂。形形色色的主义，使逐渐走向倡议“社会改造”的知识人感到无所适从。③对此，胡适连续撰文号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④一时颇有影响。毛泽东在长沙专门组织“问题研究会”，提出71个大问题及140余个小问题。⑤与胡适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李大钊，一方面日益走向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试图在容纳“各种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对人的改造。⑥他领衔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主张“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⑦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注重人之本身“完全”的团体，作为成员之一的左舜生对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具有充分的人味”。⑧然而，同样作为学会一员的毛泽东很快就感到，少年中国学会“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⑨“深沉远大之计”即共同的大目标。⑩他在推动新民学会的活动时注意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11)面对形形色色的主义，毛泽东同样感到困惑：“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2)恰恰表明，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力图寻求一种“明了”的“主义”。因而，他对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日益明确：“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做一个人，可以先不要主义，而改造社会，则离不开主义。研究和解决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则面临“主义”的选择。胡适的一篇文章认为，“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14) 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学会另一主事者王光祈建议下，在武昌成立利群书社，进行工读互助实验，但无果而终。恽代英从失败中幡然醒悟：“人家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十几年了，我们到头仍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群众事业，曾经维持得长久”，因而提出，“现在最应注意的，是要打破人的中心，建设主义的中心”。(15)“经两载之切实研究”，李大钊同样感到学会“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16)可见标明主义，既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又是开展实际工作的现实需要。“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后，在上海仍与胡适密切来往的陈独秀打比方说：“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17)努力之前需要先定方向，才知往何处用劲，这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显然，这样的主义所指示的方向要独辟蹊径，才能开出一条能够“解决问题”的新路。 中共一大召开前，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讨论最热烈的就是“宗旨主义问题”。讨论中，“北京同人多主张要主义，南京同人多主张不要主义”。南京分会的邰爽秋提出，学会“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致因大家意见不同，引起分裂，且一种主义总有缺点”；李儒勉同样认为，“强欲大家信相同主义，结果必致学会解散”。而“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其中，邓中夏指出，“全会应有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学会已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于人格的保险能真有效力。这都是有了共同主义的好处”。他还说：“至于规定主义，怕引起学会分裂，我想苟于创进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对此，高君宇表示赞同，指出“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黄日葵进一步提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须一种主义的必要。而考学会所以发生规定一种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受时代潮流影响”。所谓“时代潮流”，指的是五四以后知识人走向行动，努力进行“社会改造”的潮流。时代呼唤主义，亦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知识人通过实际行动认识到，没有“主义”，就无法解决社会的“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到会23人，“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虽然这17个人各自秉持的主义不尽一致，总的结果仍是“悬案”，(18)但是此后相当多的会员已不愿再作争论，而是奔赴各自主义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