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2022)04-0088-07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澳门的中立政策已有一定的研究，如李昆明详细梳理了澳门中立政策的产生、执行、嬗变及本质等，是少有的以中立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1]；贺越明阐释了在中立状态下澳门地区存在的特殊抗战形势[2]；吴斌、夏泉对澳葡政府从“局外中立”转变为“局内中立”的过程及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国家利益”是澳葡政府制定和执行中立政策的“立足点”[3]，等等。揆诸众文，对中立政策的本质、内容、嬗变及在执行区域内出现特殊抗战形势等的考察，是现有学术研究的主要路径。 政策具有时效性和历史性两种特征，对其解读可有制定者、利益关涉者与旁观者三个侧面，如制定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聚焦于政策有无实效；利益关涉者关注政策影响的深广度；旁观者探究政策曲直以做客观持平的评估。抗战时期，澳葡政府始终坚持“中立”政策，但是，该政策却具有特殊面相，譬如澳葡政府一面反复声称要保持“中立”，一方面却又对中国政府略有“照顾”；以1941年为时间节点，之前澳葡政府坚持宽松“中立”政策，之后又推行严厉“中立”；抗战背景下，澳葡政府在夹缝中生存，它在奉行中立政策的同时，对中日又采取不同策略。这些特殊面相产生的原因为何，值得我们探究和关注。本文拟从“被葡非法窃据的澳门”“中国的澳门”与“抗战夹缝下的澳门”三维度，审视抗战时期的澳门中立政策①，解读澳葡政府奉行的“中立”政策何以具有别样“面相”的重要原因，进而探究澳门奉行“一贯中立”的缘由、“中立”政策照顾内地的表现与原因，以及何以在1941年末开始对中日均实施严厉的中立措施。 一、被葡非法窃据的澳门 从“被葡非法窃据的澳门”维度解读中立政策，主要是从葡萄牙本土政策和澳门在地政府举措间的关系角度予以考量。明末清初以降，言及澳门问题，首要前提是必须承认葡萄牙对澳门非法占领的事实，澳葡政府施政措施及所奉行政策，均需经过葡萄牙政府首肯，且遵从葡萄牙政府指令。澳葡这种地位上的悬殊决定了澳门必须长期奉行与葡萄牙政策一致的外交政策，葡萄牙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传统，既是澳门执行中立的重要前提，也是抗战时期奉行中立的根本原因。 中立政策是在多种较量势力共存的世界里，在本土国家实力不足以与其他国家进行武力战争的境遇下[4]，通过协调多边关系，平衡各方力量以求获取在夹缝中生存的一种手段②。近代葡萄牙国力衰退，在本国和澳门长期奉行、贯彻中立政策，是其保持独立的一种重要策略。二战期间，葡萄牙为中立国，澳门是其治理下的海外领地[5]，澳门自然无法独立于其葡萄牙本土国策之外，因而澳门中立实质上是葡萄牙中立政策的延续，是葡本土政策在域外的复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不介入中日冲突，1932年3月5日，葡萄牙外长在日内瓦正式宣布对中日事件持中立立场[6]。 澳门中立有利于葡萄牙，因为政策制定以维护葡国本土利益为依据。新型的濒临战争边缘的中立政策决定了生活在澳门华人在抗战期间必须接受政府规约恪守中立，不得具有破坏中立政策的行为，不能参加有违中立精神的团体和活动。葡萄牙作为欧洲国家，通晓国际法理，当抗日战争爆发后，葡萄牙很快就表明中立态度，这使得其在国际法范畴内获得了澳门在战争期间不受占领的法律地位[7]。保持澳门中立，于维护葡萄牙在远东地位和保有其既得权益是大有裨益的，“中立除能维持其国家权益外，别无所图”[8]；故而从本土利益出发，着力于维护本土国家利益，是其制定和执行中立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葡国苦心焦虑，以保持中立，无非为保护大西洋之重要地位而已”[9]。 中立政策并不而意味着可以不顾一切地保持中立，而是有界限的一种政策，其上限是在不浪费国家资源的前提下推动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其下限是在周遭世界处于动荡不稳定的境遇下，自身国家权益仍能保持且不受侵害。抗战期间，葡萄牙总理萨拉查曾在一篇宣言里解读了他所理解的“中立”：“简言之，中立之维持，实不能超乎国家权益被侵害之上，是故吾过必不可因不战争而削弱其中立之精神也。”[10] 葡萄牙有中立传统，且以中立政策作为治理澳门的良策，一段时间内也获得不错功效，但这里需要言明，抗战时期澳门奉行的是“新型”中立政策，即“非交战状态下的中立”。众所周知，中立政策大致分为三类，即“中立”“准中立”和“非交战状态下的中立”，换言之，第三种就是较为临近参战状态的一种中立政策。在此境况下，澳在地政府对澳门民众提出了近乎苛刻的准则和要求。这也是澳门华人眼睁睁看着同胞身受战火摧残而在表面上仍需“作壁上观”的真正原因。 二、中国的澳门 从“中国的澳门”维度审视中立政策，主要是从“澳门与中国内地关系”及“政策制定和执行之间存在‘偏差’”的角度来衡量。澳门与内地同种同文，这种血缘、文化、信仰及种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澳葡政府在制定和执行中立政策时不得不顾及民意，对澳门华人以及内地均有所“照顾”，虽然在照顾的层次上有深浅、范围有大小，但“照顾”与否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澳葡政府在澳门实行宽松中立政策的深层次考量。 直至抗战爆发前，澳门已经被葡萄牙占据近三百年，但葡萄牙并没有能够割裂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密切关系，中国也从未放弃澳门主权。抗战爆发后，作为同是中华民族的有良知的澳门华人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政府受民意影响，在贯彻其中立政策时，并非完全刻板而不知变通，对中国有所“照顾”即是直接体现。除上文言及原因外，在“照顾”内地问题上澳葡政府明显有“投机”嫌疑，抗日战争不可能旷日持久，澳葡政府以“照顾”内地举措博中国政府欢心，是在为其之后继续保有在澳权益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