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全面领导，对其各项工作高度重视，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专门召集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根据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是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参加大会讨论，并且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有近10万字，该报告原计划阐述12个问题的，因高级干部会议提前结束，“税收和节约”两个问题来不及写而付之阙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除了系统地论述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理论问题外，还特别论述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经济财政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阐述的经济观点与内容的丰富程度来看，这也是一本丰富的毛泽东哲学及军事思想专著。它标志着毛泽东经济思想基本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它所述问题涉及面广泛而且内容丰富，它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决定财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等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基础思想与原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形成过程和版本情况 (一)《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形成过程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深入调查，历经一个多月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酝酿而成的。毛泽东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期间，多次写信给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们帮忙购买各种经济书报及统计资料，如《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和日本东亚研究所出版的《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年版)》等经济类书报，以及《四川工厂名录》《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和《西南实业通讯》等统计资料。为掌握边区经济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还以书信和谈话的方式与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朱理治、南汉宸等人探讨经济问题。如从1941年6月开始，毛泽东就曾与谢觉哉、林伯渠进行过多次交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6月13日，“林伯渠、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傍晚”；7月24日下午，“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夜晚，派汽车送谢回住处”；7月26日，“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每次所谈均是边区财政经济政策话题。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又就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给谢觉哉写信，指出：“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① 为了更准确地完成这个报告，毛泽东在1941年8月19日给具体负责财经工作的陈正人写信，请他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有关同志收集整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的材料与意见，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做法。”②在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期间，毛泽东在12月13日和20日给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写信，请他就财经方面的经验写一份书面材料，以补充到《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南汉宸写的报告中关于被服问题的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到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 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注意引用采纳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实例。如引用“延安县1942年8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如何解决难民参加生产问题”“如何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历史(10期)”“关于南区合作社划分时期的问题”“柳林区(即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鲁忠才长征记”“留守兵团五年生产总结”“三五九旅三年以来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总结和一九四三年的农业生产计划”“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日、十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连续报道‘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的新闻”，等等，并制表用数据来分析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问题。 这些事实都十分清楚地说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经过大量调研，详细地占有材料，在深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和梳理才形成的，是一篇闪烁着“理论—实践—理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著作。时任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高干会上分析与评价《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道：“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