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历程再考察

作 者:
吴璇 

作者简介:
吴璇,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
毛泽东研究

内容提要: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世界观转变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青年毛泽东在寻求救国道路中,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鉴别,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彻底清算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完成了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思想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当坚持历史的辨证态度,立足时代背景和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完整轨迹,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世界观转变问题。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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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世界观转变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就“毛泽东何时转向马克思主义”论题展开了探讨与争鸣①。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与标准问题作一梳理和考析。

       一、在寻求救国道路中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领导驱张运动的同时,接触到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及这段经历,自述他在第二次赴京期间,热心地寻找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有三本书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未动摇过。这三本书分别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所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所著的《社会主义史》。基于这段回忆,毛泽东自陈道:“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

       这是毛泽东叙述自己思想形成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是学界研究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依据。持“夏天说”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到的三本书对其思想结构的转型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仅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及,时隔五年,当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妇女生活调查团时,再次提起他曾于1920年读到了上述三本书,从书中他懂得了人类有史以来便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从此开始老老实实地钻研阶级斗争③。与1936年谈话不同的是,这段回忆没有将三本书与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联系在一起。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有学者对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进行了考证,提出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所读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却出版于1920年8月以后。这样就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间的矛盾,并由此质疑毛泽东关于其世界观转变的说法。有学者引述时任毛泽东与斯诺的翻译吴黎平的说法做出回应:《西行漫记》一书中的“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④。还有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在第二次赴京期间读到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却读到了罗章龙或刘仁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从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开始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1920年夏还没有出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不能据此质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在此期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性。同样,我们也不应将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同三本书机械地、教条式地联系在一起。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思想转变的不仅在于读到了哪几本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是否系统完整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摆脱了此前各种改良思想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束缚,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树立了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赴京,着手筹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时值中国思想界大解放,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大量的西方思潮纷至沓来。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还读到了大量最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参加了多种社团活动和社会调查。各种新鲜的理论观点短期内一并涌进毛泽东脑中,使其理论视域得以拓展的同时,也使他的思想结构陷入到一种多元并存的混杂状态。正如毛泽东自己所忆,当时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民主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交织的“大杂烩”状态⑤。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他的理论视野中,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⑥。

       第一次进京时,如果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求索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⑦。那么,当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时,摆在他面前的不单是如何同张敬尧展开斗争的问题,更为棘手的在于如何在驱张之后建设湖南。在现实问题驱动下,毛泽东对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实验主义等他认为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进行了亲身实践,以检验这些理论是否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能否成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通过对种种学说进行比较鉴别,特别是通过反思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局限性的认识愈加清晰,明白这些主义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却是做不到的。由此,毛泽东逐步理清了自己的思想结构,摒弃了曾经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研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渗透到实践当中,并援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来总结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到1920年6月,毛泽东思想结构和总体世界观的转型已经初现端倪,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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