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一 探索道德本源与提出两大伦理学主张 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阅读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时写下12000余字的批注。(参见陈晋，第36页)此书是由德国哲学家包尔生(F.Paulsen)撰写，中译本转译自日本学者蟹江义丸的节译本，只包括原书“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原理》旨在调和目的论与义务论(参见何怀宏，第80页)，蟹江氏认为其论述平实，适合用来引介西洋伦理学(参见包尔生，2013年，第1-3页)。 毛泽东学习伦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本源、济世安邦。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中，他深究道德的根本源起：“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02页)这八个对子之间具有层层递进的生成关系，前三个对子都直接与人性相关，中间四个对子则关涉到更为普遍的物性，最末的对子“心理”似乎是道德的终极因，而要理解其根本意涵，就需要首先理解“有无”与“心理”之间的生成关系。 《老子》第二章中载言“有无相生”，将“有无”这个对子视为相反相因、对待中相互彰显的关系。(参见陈鼓应，第64页)比较而言，毛泽东并未将生成逻辑置于每个对子内部，而是置于各个对子之间。即便对子内部具有相待而存的性质，却更趋向于以前者为实存、后者为缺乏的两造结构。以“善恶”为例，毛泽东认同《原理》中所引奥古斯丁的观点，即恶无自性，人们不过是将善的缺乏命名为恶。(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66页)“心理”作为两个单音节词汇的复合词，应被视为“心”和“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降的儒学正是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要代表。但是，从规范伦理学层面来看，毛泽东所强调的主观道德律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根本差别。(参见李泽厚，第131页)而在道德本体论层面，“心理”究竟有何意谓?其内部关系又是否像前七个对子一样，“心”是实存，而“理”是缺失? 在《批注》中，“善恶”作为伦理学的一对核心概念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成毁”因被视为物性的集中表现亦获得更多论述。作为物质共性的“成毁”现象，在人这里表现为“生灭”现象。(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74页)毛泽东视运动变化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将其直接关联于人的运动变化而纳入“冲动”与“变化”这两个概念下予以讨论。人的种种自然欲望表现为“冲动”。(参见同上，第142页)意志和良心同样来自冲动，良心与冲动理应调和一致而非冲突对抗，但世界变化莫测，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不得不限制冲动，故生冲突。(参见同上，第184-185页)毛泽东重视身心锻炼，推崇抵抗外部阻碍的意志力，但是，他对“冲突”本身并无奇特的偏好。有论者提出，“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参见李锐，第7页)，这种观点忽视了毛泽东对于“冲突”和“冲动”的细致区分。实际上，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具有调和论色彩(参见李佑新，第4页)，这不但与包尔生著作的调和论基调相符(参见包尔生，1988年，第6页)，也与杨昌济“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调和论观念具有思想渊源(参见《杨昌济集》，第307-308页)。 毛泽东所论及的“变化”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涵：一是指世界、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二是指人类对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必然性的体认、遵循和喜好。人类欲求变化并愿遵循变化的必然性，欲求本身亦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由此产生道德规范不断发展演变的必然需求。变化本身以及由变化带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则意味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2页)，同时也意味着作为至善的具足生活绝非雷同，因此伦理学仅有形式的统一性(参见同上，第109页)。变化发展的无限性意味着人不能达到根本理想，只能达到借以达成理想之事。(参见同上，第141页)人类进步的事业随着具体事项和事件的达成不断取得进展，随着时势变更，人类又会产生更高的理想。人类理想的本体有深浅之别，“精神发展，理想分化”。(参见同上，第147页)由此，毛泽东表示认同“观念造成文明”的主张。 “观念造成文明”显然带有唯心史观的色彩。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自己早年是唯心主义者(参见刘统，第16页)，问题在于当时他是何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青年毛泽东了解过“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参见尚庆飞，第343页)，他的思想带有唯意志论色彩(参见魏斐德，第173页)，其伦理观和社会观带有唯我论因素(参见李锐，第53页)。实质上，“观念造成文明”意味着历史进步的衡量标准只能具有形式上的客观性和统一性，而其内容则由人类不同的主观愿望和理想所构成。但是这并没有取消人类理想的历史本真性，反而使得不同的理想或不同的自我实现方式具备了共通的价值。毛泽东认为，真理与价值寓于人们敢于为理想而斗争和牺牲的意志力中。(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8页)正是凭借意志所具有的克服死亡的生生力量，物性的“成毁”才转化为沟通“生死”的极具人性意涵的概念。在八个对子中，“快苦生于生死”，当历史被认作锻炼和发挥意志力量的运动场时，“快苦”变得微不足道，人类得以在生活世界实现内在超越并信靠“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参见同上，第242页)换言之，人类在现象世界依然能够内在地回归本体世界并信守本源。由于“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同上，第176页)，作为本体的发显(现象)，“有无”只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深刻反映。 综上所述，“有无生于心理”，“心”即意志之冲动，“理”即“心”充满欲求、蓬勃发展的空间。意欲身心发展到最高程度就意味着“心”要实现自足，然而“心”愈是发展则愈感到不满和匮乏，因为“理”随着“心”的绽开亦得到舒展。因此，“理”是空间，但具实在性；“心”是实存之意志，但具匮乏性。“理”得以在历史中舒展是因为“心”始终在创造历史，“心”借助历史不断成就自身的历程亦是“理”不断扩张自身界限的过程。青年毛泽东探索本源的过程也是体悟本体的过程。人是本体的一部分，本源是本体的根本发显，“本体或名之曰神”。(参见同上，第203页)此处的“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者，而是指生成“有无”的“心理”所具有的神性、超越性。神性即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万类贯通、自由自足的宇宙本性。本体与发显相即，我性与神性相通。借助其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体认到“心即理”，本源与本体的关系又意谓“心”涵摄“理”，这即是“心理”的两造结构及其内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