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之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贵清(1959- ),男,河北灵寿人,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冯梦麒(1997-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生涯早期都经历过一个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的阶段。二者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相同的基本前提,都以农村调查研究为分析本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起点,以从实际出发和阶级分析法为农村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二者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不同的方法路径和侧重点。在方法路径方面,列宁是大范围的文献调查,毛泽东是小范围的直接调查。相比之下,列宁的调查研究主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毛泽东在实践中将调查研究上升为一种工作方法;在侧重点方面,列宁聚焦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毛泽东则关注农村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阶级斗争。二者的差别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与中俄两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不同时代特点和阶段特色,体现了中俄两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逻辑。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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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3)01-0001-09

       作为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主要代表和革命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和列宁在革命生涯早期都经历过一个对农村和农民细致调查研究的阶段。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考察了俄国内陆各省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写下了《农民经济中的新变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毛泽东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陆续在湖南、井冈山和赣南等地进行一系列农村调查,陆续创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名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俄两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及其历史经验,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分析比较列宁和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路径、问题关切和思想理念,有助于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俄两国民族化和时代化过程中的基本规律。

       一、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相同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的比较意义,首先体现在二者相同的基本前提上:基于对本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毛泽东和列宁都选择农村调查研究作为分析本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起点,而且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自觉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和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

       (一)以农村调查研究为分析本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起点

       19世纪后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完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扩大传播,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东移,俄国、中国等封闭落后的封建帝国逐渐卷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中俄两国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俄两国具体革命实际初步结合之时,农民问题的尖锐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一类似的社会基础之上,列宁和毛泽东表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高度自觉,甫一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舞台,便对本国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实际问题——农民问题进行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深刻洞悉了本国社会的真实动向和结构。

       正如列宁所说:“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1]177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开启后,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传统自然经济在商品规律的作用下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和过渡。由于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传统小生产者绝大多数是种地农民,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的重塑也首先体现在农村中,表现为一部分农民抛弃土地、丧失农具和役畜、沦为无产者,另一部分农民又开始大量租买土地、购置机器、扩大经营。因此,弄清农民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理解俄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并未停留于俄国资本主义在大工业领域蓬勃发展的表象,而是把深入研究农村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开端。1893年,23岁的列宁登上政治舞台的开篇之作,便是研究农民分化问题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根据波斯特尼科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中摘引的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关于该省北部三个县的经济数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一地区农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指出在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已经占主导地位,传统的村社农民日益发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分化。在这篇文章之后的1895-1899年间,列宁几乎穷尽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关于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的农业统计资料,写作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详细分析了俄国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产业结构,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发展的阶段和现状。

       农村调查研究同样是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切入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自然经济在西方商品和技术的冲击下逐渐解体,在农村的绝对贫困化和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等因素作用下,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对立空前激化。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便注意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2]37,并提倡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要求学生们调查家乡的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并如实反馈。[3]118当党内围绕农民运动是否过火、革命重心是否应在农民运动等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时,为弄清事实,毛泽东开始对农村进行实地调查。1927年初,毛泽东走访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并创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此开启了农村调查研究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集中开展了农村调查研究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和永新、赣南地区的寻乌和兴国等地进行了调查。通过农村调查研究,毛泽东深刻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为之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农村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首先,列宁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都坚持以从实际出发为基本原则。“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4]410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列宁和毛泽东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的论战中,坚持和澄清了这一基本原则。

       列宁农村调查研究以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为论战对象。民粹派虽然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但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要求上却背道而驰,用主观社会学的方法,以臆想出的“一般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和心愿为社会制度好坏的判断标准。他们不从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从愿望出发,提出诸如“资本主义是否应当发展”“村社是否应当保留”等价值判断的问题,并声称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是错误政策人为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的没落和倒退,只有尚未被资本主义侵蚀的广大农村及其代表的“人民生产”,即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才是俄国的根本出路。针对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错误方法和荒谬结论,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科学的研究态度应该从社会的实然层面而非应然层面入手,“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5]260,才能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从观察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展现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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