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这是继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后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前两个历史决议，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概括。此后，为了紧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的讲话中对其亦有新的阐述。而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阐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大成就，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在延承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基本概括的基础上，对其认识有了新的升华，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这三个重要论断上。深刻认识、理解和掌握这三个论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将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沿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概括，同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2]955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3]的概括相比，既强调了发展又突出了创造性，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和特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又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更准确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重大贡献作出的概括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1]这里集中展示了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大胆尝试，突破建党以来长期坚持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革命模式，开始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解决了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成功开辟出一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就突出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和武装斗争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特殊国情，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问题，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1]这里有关遵义会议的集中阐述同前两个历史决议中的概括相比更为全面、科学。一方面，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3]的概括相比，在表述上增添“事实上”三个字，这就表明当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但实质上却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这就与历史事实更加相符，在表述上更为严谨。另一方面，增加了“两个开始”和“一个开启”的新内容，这就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提升至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既彰显了遵义会议在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极其重要的贡献，也肯定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作风、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在同教条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更突出了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党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终于认识到的，是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犯过“左”倾错误同志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1]这里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集中概括，其中多数是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因此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分析和批判了教条主义错误，及时吸取战时的新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展开并走向成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运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指导三大战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