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众参与一词源于西方，在实践中可以被翻译为"political participation""public involvement""public or citizen engagement"等多个术语[1]，早期研究者认为，公众参与必须是公众主动参与并实际影响政府决策活动的行为[2]。随着公众参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公众参与形式实现了从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转变[3]，现代公众参与作为一个概括性术语，描述了人们的关注、需求、利益和价值观被纳入公共事务和问题决策中的活动[4]，俞可平将公众参与定义为“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5]。随着民主制度的愈发完善，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问题，如公众参与的规范性[6-7]、公众参与的实践性[8-9]、公众参与的合法性[10-11]等，公众参与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善治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突出强调“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可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众参与，新时代公众参与已成为衡量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变量，检视我国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理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参与行为并非与生俱来，该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后天政治社会化环境的影响，而接受教育成为实现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12]，可以推动公众由“教育人”向“政治人”转变。那么，教育如何影响公众参与?目前，学术界对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主要呈现出两种观点：“参与促进”和“参与悖论”。一方面，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认为公众受教育水平与参与行为高度相关[13]，教育并不仅仅是获得文化资本的目的，也可以看作为达致某种目的而获得的一种社会实践工具或手段，以教育为主导的文化场域向以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场域的转移体现了教育的政治色彩[14]。Hillygus基于学校公民教育理论，从学校课程体系设计角度实证分析表明，学校教育传授了公众参与技能，赋予了公众清晰的政治关系认知及理性的参与行为，更能促进公众参与[15]；Mayer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得出教育对公众参与有显著的净促进效应的结论[16]。尤其是随着正规教育的普及，公众参与兴趣愈发浓厚，也更关心公民权利和投票选举，对成为一个好公民这一准则有更深层次的追求，这将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17]。此外，在非洲一些贫困地区，教育作为昂贵的公共物品，公众受教育机会较少，非正规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也成为促进公众参与的重要驱动力量[18]。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公众受教育水平与参与行为并没有直接相关性，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并不必然会产生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为教育并非是作用于政治行为的主要场域，而可能是教育的衍生品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19]。Jensen研究表明，教育对公众投票、在志愿协会工作、签署请愿书、参加合法示威、抵制某些产品等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教育对竞争性政治活动的参与没有直接影响[20]；Kam and Palmer将大学入学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一行为并未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高等教育只是成年经验的表征，而不是公众参与的原因[21]。 可见，尤其是西方学者对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现有研究对教育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达成共识，且缺乏中国现实政治情境下的因果机制研究。基于此，本文边际贡献如下：(1)公众参与是一个多维概念[22]，本研究从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四个维度多层次分解，且基于更新的CSS2017全国微观数据深入分析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更能准确反映出我国公众参与现状。(2)本研究引入“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两类中介变量，将教育、经济资本、政—社感知和公众参与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之下，深入分析“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中的中介效应，探讨“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影响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中不同程度的作用机制，即两个机制哪个更有效，并进一步辨析两个机制之间的关系，为提高我国公众参与水平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思路。(3)从公民教育理论和社会网络假说的视角，对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参与促进”抑或“参与悖论”的差异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此外，本文亦证实了教育对公众参与还可能存在一种非线性影响，即正U形关系，但这种正U形关系在不同维度的公众参与中存在差异性。(4)实证结果可以部分回应已有研究关于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不一致的结论，即这既可能是对教育和公众参与不同形式或深度的测量所致，也可能是不同国家政治情境的差异化效果叠加所致，本文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更具有现实价值。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教育与公众参与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是促进还是悖论?教育通过何种机制如何与公众参与行为发生联结?以下两个维度的理论假设为研究教育与公众参与效应及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参与促进”而言，卢梭的公民教育理论可以对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参与行为相关性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受过更高教育的公众更有机会接触和获得参与的知识、技能、程序与规则，具有更高的参与能力，从而做出利己的参与判断[15]。但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受教育形式的多样性，接受过公民课程教育和社会课程教育的公众能获得更多的参与资本，具有更高的参与热情[12]；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差异也会对教育与公众参与的作用关系产生影响，公众参与实践表明，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学生比自然科学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兴趣”[12]。另一方面表现为公众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参与、线下与线上参与形式并存使得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也呈现出分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网络、社会地位的选择机制并非对所有形式的公众参与产生影响，教育对选举投票、竞选活动、集团游说等制度性参与影响显著，但教育对网络发表意见、网络维权等非制度性参与影响并不显著[23]，这与我国互联网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加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