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即平台”:城市生活经验的数字生产

作 者:

作者简介: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效妹,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数字伦理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现代出版

内容提要:

“城市即平台”(CaaP)的理念随着平台研究和媒介地理学的双重浪潮而出现,被认为代表了城市数字化进程的新阶段,也就是“平台型城市”。首先,通过梳理有关平台型城市的前沿文献,回溯城市研究与平台研究在整合和演进过程中期望回应的现实问题,包括平台的基础设施化、金融化与城市化的交织,以及城市的数据生态系统。其次,城市生活经验的数字生产是平台型城市崛起的突出表征,基于此,以“经验”为线索,摸索平台化运作逻辑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层层贯穿,并结合我国平台社会发展现实,通过经验生产之维、经验互动之维和经验循环之维的具体阐释,尝试搭建一个对平台型城市的初步分析框架。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3 年 02 期

字号: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2.05.002

       随着平台研究和媒介地理学的兴起,“城市即平台”(City as a platform,以下简称CaaP)或“城市平台主义”(platform urbanism)的理念日益升温。在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基于GPS技术的位置媒介中,人人都成为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有处可循”的城市漫游者,经由城市塑造同时再生产着城市新的精神气质。然而,问题在于,一旦从特定的学术概念出发,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窄化理解为数字化进程的一个必然阶段,将其移置到别的领域进行概念性阐发,就容易丢失在地化历史经验提示我们的关键线索,进而陷入一种按图索骥的思考模式。换言之,我们需清楚城市与平台的理论整合究竟回应的是什么样的特定经验问题,在位置型平台服务的设计和操作中嵌入了不同社会的何种假设和期望,基于制度支持和资本配置的“平台型城市”究竟能够推动哪些部门机构的重组。对以上问题的廓清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已然到来且正在迅速演进的数字城市建设的预估和期待。因此,本文将综合梳理相关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感的城市生活经验,标示出目前我国在这个全球性城市平台化进程中的实际刻度。

       一、城市何以为平台?

       数字化在今天的城市日常生活中呈现出越发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平台服务被视为城市资源交换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它通过交通、购物、住宿、约会等活动构建其移动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此背景下,城市生活密集地由数据驱动,城市空间也通过无数种途径被重新标示为社会空间领地。一种“城市即平台”(CaaP)①的观念兴起。这一观念最初在城市治理语境下使用,随后,萨拉·巴恩斯(Sarah Barns)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平台城市主义”②,总体指出这套扎根于城市的新的数字化社会组织,使新的社会和物质的交易关系成为可能。尽管有关平台型城市的理论研究已经由来已久,任何想从当下的城市生产中抽出平台效力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仍有必要回过头来索要一份说明,明确“平台”这一概念究竟是如何逐渐渗透进我们所处城市的层层肌理,搭建起新的经验互动空间的。

       1.平台在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化

       平坦、自由而开放——对于平台的感受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城邦。在希腊普尼克斯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修筑的能同时容纳6000人的平台(platform)③,雅典的民主制度理想由此发端。另一个案例是19世纪脱粒机问世之前,糠秕与种子的分开往往需要依靠人工踩碎,于是人们开始在通风的、宽敞的高地上用砖铺砌出圆形的平台,利用风的“神力”来加速谷物脱粒和晾晒④……人们在打谷场社交休憩,后来一些非农业活动(如祭祀)也逐渐转移到平台上完成。彼时的平台还只是某种朴素的空间人造物,却在有限的范围里创造了公共领域景观的雏形,使它成为后来互联网开放平台的修辞和实践方式。互联网革命伊始,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在其所著《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第一章便以“拉线”为题,暗喻了彼时建立数字化电信网络的技术愿景⑤。而在经历了数字化进程后,具备更高渗透性和扁平化程度的平台进一步成为互联网的代表架构和理想类型。可见,我们所熟悉的平台概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自诞生之初就携带着公共和聚集性质,并且在其从未间断的历史演进里,与城市生活始终保持紧密联系。

       今天,我们几乎处在一个由各种类型的数字平台串联、搭建和整饰的,物理与虚拟空间全方位衔接的城市里,大到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运行,小到租房、买车、缴纳水电费、订外卖、网约车、校园健康打卡,平台无声亦无形地提供各项基础服务,组织我们的城市,激活我们的机构,决定我们的习惯。它鼓励用户随时参与平台世界并实现最大化的交互,继而围绕数据、算法、定位、所有权、界面、协议等形式,建立在信息个体化管理的经济模式上对用户实行严格的全天候管理。比如,阿里巴巴开发的基于云计算架构的“杭州城市大脑”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致力于成为数字城市集约化建设平台,该平台包括警务、交通、文旅、健康等11大系统和48个应用场景,日均流动数据可达8000万条以上⑥,在优化杭州整体城市运行效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指出,今天我们在基础设施意义上使用“平台”时,实际上是既依赖又抛弃了平台作为可编程的操作系统所具备的更加具体的计算含义(就像游戏机或者电脑的处理器),而强调了平台作为一种机会组织架构的抽象功能⑦。平台是一个经常被使用但很少被定义的术语。有研究者梳理了平台一词的概念基础和理论路径,指出尽管平台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一直保持紧密联系,可二者在早期存在相对独立的历史⑧。我们需要在认识这点的基础上再讨论平台在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化进程,也就是重拾其公共性的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原有的社区服务转移到线上,杂乱无章的街道是怎样通过软件界面有序地被我们理解并指导行为,日常生活是从何时起开始被置于虚实空间交叠、新旧叙事胶合的交叉路口的。换言之,即如何理解平台重构城市基础生态中的过程性。

       2.平台金融化与城市化的循环交集

       一些学者已经揭示平台化和金融化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共同生产关系⑨,这一结合的关键是,数据和算法对于经济实践,或者说社会广泛的商品化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平台就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于2017年出版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一书便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平台作为数据提取设备进行资本化的过程⑩。如今,平台生态系统已形成一个全新的竞赛蓝图,资本与数据裹挟的一大结果,便是加速了城市中的价值循环,如城市闲置房屋在Airbnb平台上的长短租行为(11),Uber公司给城市车主们提供了灵活上线和增加报酬的再就业机会(12),等等。在空间和劳动的加速商品化进程中,平台的金融化水平也达到历史的最高点。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