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坚持抗战的“最大难关是经济”。①在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海外华侨各种方式的支持。到1941年初，全面抗战“已三年有半”，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看来，“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不但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及对我表示同情之友邦及海内外同胞，亦或非始料所及也”，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海外侨胞，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②，“每年常达三万万元以上”。③在华侨捐款中，南洋华侨占大部分，其中又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马来亚华侨的侨汇和侨捐数量最多。从中国银行的数据来看，1939、1940年马来亚的侨汇分别占其全部侨汇的66％、72％。④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侨汇与侨捐已有不少研究⑤，但关于南洋当地政府实行战时外汇统制对于侨汇侨捐的影响，相关研究明显还不够深入。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的第一手史料，考察抗战时期马来亚政府实施战时外汇统制政策对于华侨侨汇与侨捐的影响，侧重讨论外汇管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相关各方对于外汇管制的反应。 一、马来亚华侨经济与侨汇侨捐 南洋华侨人数较多，依靠自身努力发展壮大。马来亚华侨亦复如是。20世纪30年代初，马来半岛有“三百余万人，率由世界各国，移殖而来”，其中以“吾国侨民占大多数”。⑥侨居马来亚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⑦；1934年为190.7万人，占全部华侨的22.7％⑧；抗战时期，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⑨，此后增加到239万人，占马来亚全部人口550.4万人的43.4％。⑩华侨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南洋各地对人口控制的严密与否。“荷属印度尼西亚、美属菲律宾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南洋外围国家，对移民的严格控制”，使这些地区的“华人均未超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相形之下，英国“没有对进入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诸邦以及暹罗施加任何限制”，此外，“英国人还最先鼓励中国妇女入境，这些妇女给人口统计的模样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变化”(11)，这导致了马来亚华人人口的高占比。 马来亚华侨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约占96％—97％；此外还有少数来自海南、广西、江苏、浙江等省，约占3％—4％。(12)马来亚华侨在南洋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于南洋各属社会间，其经济力量不特为祖国之中流砥柱，即就南洋整个社会言，亦足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焉。马来亚华侨人数既多，其经济力量，允推为南洋各属之冠”。(13)1931年，马来亚华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当地锡矿业和橡胶业中，其投资额分别占到当地锡矿业的2/3和橡胶业的1/3，“投资额达5亿马来圆之巨”，这两大产业的实权“都被华侨掌握”。(14)20世纪20年代，马来亚的经济境况不景气，华侨也受到影响。“继1926年的橡胶不景气之后，又受到1929年世界性恐慌的影响，南洋华侨中接连出现破产者后，南洋产业界开始立即实行统制生产，由此在橡胶园乃至锡矿的劳工中出现大量的失业群。”(15)抗战前，马来亚经济有所恢复。在橡胶业中，华侨经营的农场占大农场总面积的17％，占小农场比重大约是40％。(16)在锡矿业中，20世纪20年代华侨经营占比50％以上，30年代华侨经营占比在30％以上。(17)除了橡胶与锡矿之外，商业和银行业也是华人经营的两大领域。 马来亚华侨开设的银行业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主营业务是华侨汇款。在历史上，“新加坡曾经是侨批的区域中转枢纽，周边国家寄侨批回中国，都集中到这里再转寄出去”。(18)因此，新加坡也聚集了大量经营侨批的信局。据日方在抗战前的观察：“一般来说，经由批信局的都是小额款项，经由银行的都是大宗款项”，但在抗战之后，华侨汇款“大部分成为银行汇兑”。(19)可见，银行开始成为马来亚主要的侨汇机构。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银行机构开始进入马来亚。1938年7月，邮政储金汇业局在马来亚开业，与华侨银行合作，通过华侨银行吸收马来亚侨汇，最初仅“以小额信汇为限”；1938年秋，财政部停止向交通部供给外汇，交通部乃令汇业局“加紧吸收华侨汇款”，汇业局乃“加做大宗电汇，所需国币由中央银行供给，所收外汇由本局结交中央银行，交通部需要之外汇，则由交通部向中央银行就本局吸收外汇项下批给”，由此，汇业局在南洋一带的“侨汇数目激增”。汇业局在办理侨汇过程中，曾因汇价问题与同在南洋经营侨汇的中国银行有过同业竞争，中国银行认为华侨银行“贬低汇价影响国币信用”，双方接洽后，由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及汇业局三方议定，所有汇业局“吸收外汇，统交中行转央行，同时侨行对于侨汇价格须与新加坡中国分行一致，均以上海行市为标准”。(20) 从狭义上来说，侨汇一般是指华侨汇寄给国内家眷的赡家日常生活费用。以法币计，南洋侨汇按人估算，“有的达五六十元乃至百元，一般在10-20元，平均每个人估计大致15元”(21)，马来亚华侨据估算大约“平均每人每年汇回26元”。(22)七七事变后，在陈嘉庚领导下，马来亚华侨在1937年8月15日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亦称“星华筹赈会”)(23)，开始劝募侨捐，筹集赈款，支援中国抗战。马来亚尤其是新加坡“成立了很多剧社，其中有的到各地巡回演出抗战话剧，宣传抗日，并将门票收入用于捐助国难”，根据日方的观察，“收效甚大”。(24)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第一次大会的大会宣言称：“祖国抗战以来，海外华侨捐款及他款汇归者，据查不下三十万万元，南洋约占三分之二，其于祖国战时经济补助至大。”(25)另据日本人资料，以法币计，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8月，马来亚华侨捐款共1957.7万元；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捐款达8543万元，因外汇管制未汇出3000万元。(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