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5-0181-11 抗战胜利不久，中美两国政府曾互派农业专家，组成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China-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在实地考察中国农业的基础上，为战后中国农业发展提供具体意见。因为国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建议并未在中国真正落地，两国政府间的农业合作也未继续进行。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是两国在农业领域首次展开的政府间合作，既体现了民国时期农政界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选择，也反映了美国农业部门对中国的利益诉求，是农业史与中美关系史领域都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农业科技史界曾从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角度入手，对合作团的成立与考察始末进行了梳理，对作为合作团主要成果的报告书做了相对中肯的评价。①但由于未注意到中美两国农业主管部门是此次合作的主导者，也未关注美国对华政策对合作计划的影响，现有研究对合作团相关史实的梳理尚不完整，对于合作团在农业史与中美关系史上的意义，留下了不少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主要依据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农林部档案以及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在全面系统梳理合作团相关史实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中美两国农业主管部门的合作诉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对战后中美农业合作的影响，进而揭示美国农业的扩张性以及战后初期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② 一、抗战胜利前后中美两国农业主管部门的合作筹划 中美两国的农业交流从19世纪末即已开始，特别是受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不少有农学背景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甚至创办学校，开展农学研究，推动乡村建设，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前身为农林科)，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更是中美两国农业交流与合作的一座桥梁。③20世纪以来，不少中国学生利用庚子赔款或其他渠道前往美国学习农学，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有的进入农业科研教育部门，有的参与农业行政，成为两国农业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由于20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农业技术优良、农科大学完善的国家，不少欧洲人都前往美国学习农业，前往美国学农的中国留学生，在数量上即远远超过留欧、留日等的学生。随着这些留美农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中国从农业教育、科研到行政机关，均出现留美学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抗战期间成立的国民政府农林部，其高级技术人员十之七八都是留美农学生，农林部下属的三个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推广机构，其高级人士一半以上也都是留美生。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留美农学生中的一些佼佼者还担任了全国性农业科研与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除早期曾由留法的谭熙鸿短暂担任所长外，其他时期所务工作均由留美的钱天鹤、沈宗瀚、谢家声等人主持。抗战时期，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出身的钱天鹤出任农林司司长，1940年7月，农林部成立，钱天鹤又出任常务次长，此后虽部长几度易人，钱天鹤始终以农业专家的身份，实际负责全国农林行政工作，直到1947年青年党左舜生出任农林部长，才离开这一岗位。⑤这些进入农林行政、科研等重要部门的留美农业专家，非常希望借助美国的人力、物力，将美国先进的农业发展经验应用到中国的农业建设中，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成为推动战后中美两国农业主管部门开展合作的主要力量。 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同属盟国阵营的中美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两国农业主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多。1943年5月，国民政府农林部派遣邹秉文、沈宗瀚、赵连芳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由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召开的联合国家粮农会议。三人都是留美回国的农学专家，与美国农学界原本就有较多联系，会议期间，他们更受到美国农业部和一些州立农学院的款待，农业部高级官员为他们多次举办演讲、座谈等活动，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的沈宗瀚还得以实地考察美国农业数月。在与美国农业界的接触中，沈宗瀚等人深感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农业界难以了解最新农学信息，两国农业发展的差距更形加大，更加坚定了其推动中美两国开展更大范围的农业合作的想法。⑥ 战后中美两国农业主管部门的合作可以说由此次粮农会议埋下伏笔，其中，美国农业部国外农业局(the Office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Relations)陶逊(Owen L.Dawson)和穆懿尔(Raymond T.Moyer)发挥了重要作用。陶逊曾任驻华使馆农业参赞多年，穆懿尔也同样拥有丰富的在华工作经历，在进入农业部协助陶逊工作之前，曾接受教会安排，在山西铭贤学校主持农科十余年。⑦美国农业部国外农业局的前身，是1930年在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之下设立的国外农业处(the Division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当时美国农业部经国会授权，可以透过国务院向驻外使领馆派遣农业参赞，以便农业部直接获取外国的农业生产与市场信息，从而帮助国内过剩的农产品寻找外销市场，国外农业处即负责驻外农业参赞及其农情信息收集工作。1939年，该机构改组为直属农业部的国外农业局，美国农业部开展的对外农业交流与合作项目，如向拉美国家派遣农业专家和科学家项目，都交由这个机构办理。⑧这个机构从成立之初就带有为美国剩余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使命，因农产品过剩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是困扰美国农业的主要问题。⑨在战后中美农业合作商谈过程中，陶逊、穆懿尔等人即是美方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粮农会议召开的次年，1944年，陶逊再次来到中国，除继续担任农业参赞外，还受聘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调查设计委员会和农林部农业复员准备委员会。沈宗瀚也在这两个委员会兼职，二人就战后中国农业重建问题多有讨论。鉴于国民政府经费困难，农业人才缺乏，沈宗瀚建议，仿照以前金陵大学农学院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合作改良种子的办法，在中美两国政府间开展农业合作，由美国提供技术与资金援助，加快中国战后的农业重建。沈宗瀚的想法得到陶逊的支持，国民政府农林部对于中美农业合作也非常积极。1944年9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谢家声被国民政府派去美国，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农业专门委员。谢家声和粮农会议后即以国民政府农林部驻美代表身份留美的邹秉文一起，积极向美国农业部洽商合作事宜。1945年，曾负责庚款留美事务的教育家周诒春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钱天鹤继续担任常务次长，出身金陵大学农学院的马保之任农事司司长，农林部从上到下更加积极推动中美合作。周诒春一方面命沈宗瀚编制两国合作的预算，一方面函嘱在美的邹秉文与美国农业部沟通。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