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从上海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出了一封“绝密信”。不久之后，这封重要信件就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耶夫、苏共中央局领导人斯大林等人中间传阅。信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只有获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或反帝运动才有胜利的希望：“一旦没有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孙逸仙就不得不同帝国主义者妥协，进而同受帝国主义者奴役的北京政府妥协，这样中国的国民革命就将长久地拖延下去。”第二，“远东”是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中国是苏联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的最佳突破口。越飞认为：“不管现在在近东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这里，在太平洋，在中国。”由此，越飞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忠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近东和欧洲的事务表现出最大的关注和积极性，但是我们决不应因此而忽视远东的事务。”① 事后看，这封信表明越飞是一位拥有“国际远见”的东方问题观察家，他对中国和东方问题的思考程度远远超过苏联的一般领导人，因为后者大多还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观”，依然认为“西方”重于“东方”。由此即引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在1921年美国哈定政府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思想上的何种变化?这种思想变化对1924年中苏建交以及随后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造成了何种历史性影响? 有关苏俄(联)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略”的形成过程，此前学界已有一定研究成果。②近年来，又有学者注意到在这种重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思想背景之下，苏俄对华开展的“建交”与“指导革命”两个目标并重的“双重外交”。③但这些研究较少触及所谓“双重外交”所蕴含的要求履行国际义务的“旧外交”与倡导反帝革命运动的“新外交”之间的内涵矛盾，缺乏对苏俄与华盛顿体系对抗和竞争的历史背景的深入考察，而这正是本文试图打开的新视角。基于1920年代初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背景，本文认为，彼时苏俄(联)既需要融入主要由资本主义国家奠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又有着与华盛顿体系列强相对抗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一种“双重诉求”。正是基于这些貌似“自相矛盾”的因素，苏俄(联)及共产国际领导人逐渐意识到，遭到帝国主义侵蚀与争夺最严重、反抗意识最强烈，同时又最缺乏理论与实践指导的“东方”，将是最适宜开展反帝革命运动的“战场”，也最有利于苏俄(联)开展“双重外交”。“新”“旧”两种外交理念的内涵冲突，作为苏联重新发现“东方”的基础背景，其影响深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历程之中。 “东方”：帝国主义的软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④显然，马林完全是站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视角，远观中共的创建，所见到的自然都是其“世界意义”。就中共而言，其诞生的“世界意义”也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共成立伊始所依据的政治理论和组织系统，都与共产国际和苏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国际联系”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的密切交往而具体地“呈现”出来。 马林本人就是一位世界主义者，长期在世界各地从事革命运动。1883年马林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人家，早年投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913年到荷属东印度的爪哇、三宝垄等地从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1917年，马林到俄国参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⑤这段经历让马林获得了在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经验，使其能够从世界全局的角度去思考东方地区的反抗殖民统治问题。简言之，一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是由英美日等列强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看来，要推翻这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非一国所能为，必须联合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才可能成功。在此背景下，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大势”的关系：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成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共同抵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政治逻辑，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是超越其“国家认同”的。在此逻辑下，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成为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支部。通过上述简要回顾，即可发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先有“反帝革命理论”，后有“反帝革命实践”，而其理论和实践具有强烈的“外来性”或“国际性”。 要深刻理解中共诞生的“世界意义”，还需从苏俄与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大国竞争关系中考察，其中的要害就是苏俄的“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的矛盾。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正值苏俄对内和对外政策发生转变的历史关头。在此前四年多的时间里，新生的苏俄政府主要忙于应付国内战争和英美日等列强的干涉，彼时的对外政策是次要方面。但是，随着内战接近尾声，对外政策问题就显得日益迫切。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恢复与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因革命而中断的外交关系，从而与世界各国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正常交往。苏俄必须按照国际法原则，履行普遍的国际义务，才能回归欧美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但是，新经济政策以及“重返”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客观上会削弱苏俄在共产国际阵营中的“革命领袖地位”，甚至可能失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衷心支持。1922年11月5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毫不掩饰地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