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2)05-0147-14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换言之，即将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其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做好包括商业、金融在内的经济工作则是适应转变、胜任工作的关键。货币的信用程度是检验一个政党能否稳固地领导政权的重要标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就与其金融紊乱所造成的信用危机颇有关系，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谨慎对待货币问题。早在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发行人民币①。人民币诞生伊始即承担着两项任务：其一，治理旧政权所造成的货币乱象；其二，统一全国市场。但是，人民币作为新的国家法定货币，其信用并不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就自然而然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斗争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经济战线开展货币斗争，治理遗留的货币问题，进而取得群众对人民币的信任，最终才能实现人民币统一全国市场。 因广东毗邻港澳，尤其与香港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导致广东的金融问题更为特殊和复杂，突出表现在货币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通货膨胀、侨汇等诸多历史原因，港币早在晚清时期就开始在广东流通，且数量之巨、流通范围之广、人民信任程度之深，在全国仅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广东货币乱象的治理，实际上是围绕着治理港币问题展开的。又因港币是外币，与国外势力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使得港币斗争成为一场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的“战役”。因此，同其他地区的货币问题相比，广东港币治理的斗争性更为强烈，特殊性更为明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②(以下简称华南分局)认定，“对港币的斗争仍是一个严重的货币阵地争夺战，又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不能当作一般外汇问题来处理”，而斗争的过程又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利于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的总原则下做到识变从宜[2](P187)。本文将利用档案、报纸等资料，考察广东港币问题产生、治理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复杂性、整体性等，以求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一、港币问题的缘起 港币问题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从1842年起毗连广州的香港地区被割予英国而香港地区居民又以国人占最大多数，两地交通畅便，商旅往来频繁，因此广州受香港地区的影响为最大”；广东地处华南沿海，其中“广州又是一个最先与外来势力接触的都市”，因而是帝国主义对华实施经济侵略的前沿；“加以近年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情的多次的经济上的抢掠与剥削压迫人民，以使用外币为经济的武器”，民众不得不利用港币降低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粤省侨居国外的人士很多，因而在各省中粤省的侨汇也最多”，由于国内币制不稳，许多侨汇转至香港地区兑为港币后，方才寄回内地，以上皆为广东港币问题的缘由[3]。港币虽由港英政府发行，但内地所流通的港币常年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广东特别是广州又占内地的绝大多数，港币问题逐渐成为顽疾，困扰着广东社会长达百年。 港币与内地法定货币的斗争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港币始于1845年由英商东方银行发行的银元代用券，但该券影响力有限，真正普遍流通使用的是港英政府于1872年授权汇丰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4]。而一元港纸③自产生之日起，便有目的地向内地流入，“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5](P23)。对于港纸在华南的流通，清政府通过发行纸币予以回应。1904年，广东官银钱局开始印发纸币，分“毫子票”和“大元票”两类，此外，大清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也印发银元票等纸币。广东纸币发行之初，其在市面流通顺畅，“因而省内佛山、陈村、西南、大良、石龙各镇，均乐于行使，而汕头、香港地区又有支号推广；澳门商场亦乐通用，罕用港纸，以免贴水之扣算，只此一埠，销纳纸币达三四百万元”，内地发行的纸币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港纸的扩张[6]。这是内地货币与港币之间的首次斗争，可以看出此时港币在广东的根基尚浅，所以清政府能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一定的成效。 自1912年起，港英政府先后颁布《外国铜币条例》《外国银镍币条例》，禁止外国(除英国贸易银元外)金属硬币在香港地区流通，这一措施极大地巩固了港纸在流通中的地位，也对当时实行银本位制的广东货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为了保证港币币值，港英政府割裂了港纸和粤毫的联系，“从前香港地区通用粤毫，港币补水，每百元七八元耳，嗣港中采用前例，买卖禁用粤毫，香港地区西纸④之用途激增，粤毫反之而日减，西纸遂涨至每百元加水十五六元，迨省银行倒闭，纸币不复流通，而毫银笨重难带，于是粤人改带西纸”，由此可知，港英政府利用粤港经济联系密切的特点，通过政策干预，达到了在广东市场上外币驱逐本币(粤毫)之侵略目的，从而深刻影响了广东经济[7]。最终出现“西纸高毫银低，不啻粤人无形损失二三千万矣”的局面，广东民众在这场港纸对粤毫的斗争中损失惨重[7]。米价尤能反映港纸不断升值所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广东)米行赴港办米，必用西纸，因而米价翔贵，贫民生计，大受影响”[7]。至20世纪20年代，港纸已经渗透广东商界，“时涨时跌，商界感受痛苦，莫可言状”[8]。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后，力图改变这一状况，于1924年颁布《禁用港纸条例》，次年又发布《取缔外币条例草案》，另外，他还采取“现兑”和“兑现”的政策来发行中央银行纸币并加以推广，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港币的地位。之后，因战争、政局动荡等因素，广东发生了多次金融风潮，每有战事则必有挤兑发生，如受福建事变影响，广东省银行遭受挤兑，其纸币币值跌至八成，在多行业遭到抵制使用[9]。而这些金融风潮以及本地币制的混乱给港纸进一步巩固广东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流通(本地)纸币中，尚有大洋券与毫洋券之分，商民交受其困，于是外国银行之纸币，遂乘虚而入，因商民乐于接受，及投机商人之买卖，发行额日益增加”，“香港地区该三行(汇丰、麦加利、有利)之纸币发行数额，大半均流通于广州、汕头等华南各地”[10](P232)。以广州市内的银钱店为例，他们表面以毫银交易，实则“隐然以香港纸币为本位”，均以港纸计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