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音系研究框架　　

      一直以来，研究中古音、研究《切韵》，以及研究韵图，首重确定韵腹元音和声母系统；介音在研究中的地位，一般不会与元音和声母并列。至于“重纽”问题，有的学者根本不关心、不分析；即使研究重纽的学者，多亦只视为《切韵》音系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已。

      但根据笔者的想法，“重纽”是《切韵》研究的关键，应从这里入手搞清楚《切韵》的介音系统，并由此出发，进一步掌握整个中古音系。

      一般来说，介音问题是研究汉语音系很好的抓手。介音又称“韵头”，后一个称呼意味着它是韵母的一部分；而称“介音”则是把它看作介于声母与韵母之间的一种音节成分，既不属于声母，也不属于韵母，而是将两者联结起来的介质。这不仅仅是个称呼。

      汉语音节构成的关键在声韵配合，而声韵配合的枢纽在介音；声韵配合关系实即介音与声母、与韵母前后两方面的配合关系。抓住介音，音系研究和音节结构研究即可提纲挈领。譬如，现代北京话的四呼实际上就反映四种介音（将韵腹元音i、u、y视为同时带有-i-、-u-、-y-介音），把握了四呼，就能顺利地把整个北京话音系捋清。①

      以今推古，可知解构中古音的介音系统是中古音研究的关键和核心，中古声母、韵腹的研究都应该在介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要了解中古的介音系统，不能不了解《切韵》的“重纽”。重纽问题是观察中古介音最重要的窗口，是中古音研究的最佳切入点。

      关键在于对重纽的认识，即重纽两类的对立是介音对立，是《切韵》三等韵内部两种前腭介音的对立。只有透过重纽，才能看明白作为中古前期音代表的《切韵》音系的介音、介音与声母的关系乃至介音与韵腹的关系，看明白《切韵》的音节结构和整个音系轮廓，并且可以由此正确理解中古后期的韵图四个“等”的真实含义及其形成史。

      二、“等”所反映的中古后期介音系统

      对于“等”，最著名的说法是江永《音学辨微·辨等列》所言：“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然而，何为“洪”何为“细”，江永未做申述，事实上那个时代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语音学知识；况且，作为清代人的江永本不可能有唐宋古音的语感。所以，以往奉江永此语为论“等”之圭臬，其实不能解决问题。

      现代学者多根据高本汉（1915-1926/1940/1995）对《切韵》的构拟，以韵腹元音开口度大为洪，开口度小为细：一等α，二等a，三等ε，四等e。但是，这个模式在整个《切韵》音系里并不具周遍性。首先，麻、庚韵二三等同韵，东韵一三等同韵，自无法使不同等有不同韵腹，而不得不援介音为救兵：带前腭介音为细，否则为洪；其次，通、遇、流、臻、曾诸摄一等的韵腹也不可能构拟为开口度大的元音，于是有学者用“元音锐钝”代替元音开口度来区分“等”，但同样要以前腭介音来做辅助。（陈振寰1986）[79-80]不管怎么说，以元音为主、介音为辅来分洪细四等，在音系结构上缺乏一致性。（麦耘2008）

      其实，高本汉提出四类韵腹分四等的模式，仅是就蟹、效、山、咸数摄而言，并无意以之覆盖整个《切韵》。他起初用以定义“等”的是四类介音：一等--，二等-i-，三等--，四等-i-。其中二等“寄生的”前腭介音，是为解释后代二等牙喉音-i-介音的来源。

      但是，后来高本汉受到马伯乐的批评，取消了二等介音，只靠一等为后元音、二等为“很前很浅”的a来区分一、二等。然而他也意识到，这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二等江韵在《切韵》是后元音，后代为什么也能衍生出前腭介音？第二，前元音在k类声母前衍生出前腭介音尚可以理解，而在影母何以也有此现象？对后一问题，高本汉放弃了解释；前一问题则采用马伯乐“江韵元音在唐代变a”之说。（高本汉1915-1926/1940/1995）[477-478]但江韵的韵腹在隋代已与一等唐韵合流（麦耘1999），而后代江韵喉牙音字会衍生前腭介音，唐韵则无此现象。

      后来，学术界对“尤细”的四等有没有前腭介音也产生了争议，这就更动摇了以介音定义“等”的框架。

      尽管如此，“等以介音分”的思路具有系统上的自洽性，用统一的标准来分类，值得推崇，比“用韵腹分等，韵腹无效再用介音”要好得多。秉承此思路，笔者认为，韵图的4个“等”就是4种介音。今列韵图4种（分开合为8个）介音的特征矩阵如表1所示：

      

      [卷舌性]仅见于知、照组和日母，为羡余特征，列此以与《切韵》（见下文）衔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1表现的是韵图的介音系统，而非《切韵》的介音系统。

      关于四等，首先要强调：这里说的是韵图的四等，即韵图安置在第四行的韵类，而不是《切韵》韵母分类中的“四等韵”。从《切韵》的角度看，韵图的四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四等韵；二是三等韵中的精组和羊母（）字，以及重纽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