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64/j.cnki.cn11-4907/j.2022.06.050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整整80年，它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直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80年来，国内外发展局势风云变幻，特定时期情势纷繁复杂，这些都规定和塑造了《讲话》的意义生成，形成了一系列角度、立场、方法不同的阐释和见解。经由这些跨度极大的阐释和见解，《讲话》也以不同方式参与不同时期、不同倾向的历史实践。 《讲话》中最主要的关切之一就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它在问题意识上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也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讲话》对既往的问题和讨论给出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阐释。其核心在于提出文艺大众化要同时重视文艺和政治两个面向，要把文艺大众化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工程”，而非单纯的文艺问题，或含糊的、价值指向不明确的思想启蒙问题。这种理路在文艺日趋市场化的今天正是解决市场文艺中诸多问题的方案之一。只有让文艺获得解放，同时明确其价值指向、实践方向，才能有效引导市场化背景下的大众文艺发展。如此，文艺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真正结合起来，推动新时代的文艺大众化进程，使这一“社会工程”成为普及价值、凝聚共识、动员实践的实践力量。 一、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两个面向 “大众化”总是一种以普及和动员为目标的价值实践。原因有二。其一，我们要想回答什么是“大众”，谁是“大众”，必须有一个先导的价值判定，将一个群体确认为大众。就启蒙和文艺复兴时代而言，“大众”是广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是农民和旧封建贵族；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年代，“大众”则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对于封建社会，无论是中世纪的西方，还是古代中国，都不存在真正的大众化的追求。那时，在知识、文化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比如神父、科举状元，都是知识精英和特定的阶级官僚的身份统一体。其二，我们要进行大众“化”，总是要有一个先导的价值目标作为前进的实践方向。我国的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文化大众化的时代，但是大众化的目标不仅是文化普及和强调个人独立、个人意识，更重要的是让觉醒的“新人”自觉地广泛参与到“启蒙”和“救亡”中。西方的启蒙时代也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它同样要求人的解放，摆脱神权桎梏，让经文艺和审美启蒙的新人自由地成为市场里的工人和资本家，让商品自由交换，资本自由流动。《讲话》年代的大众化，则是要让工农兵群众更广泛地成为进步文艺、革命文艺的受众，并掌握进步文艺，在文艺的教育和引领下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总的来看，大众化总是包含了对“大众”价值和对大众之转化的理想价值目标的预先确认，它既是精神性的价值实践，也是物质性的社会实践。 大众化是一种现代社会进行价值普及和价值引领的特殊实践方式。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就是，它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并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为这一价值服务。无论是西方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还是五四时代中国的个人觉醒和民族救亡，乃至当下中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的理想信念，都是现代性价值追求的典型表现。但是价值共识和价值实践的动力在现代性社会中往往不是自发的，而只能是自觉的。因为自发的意识不太可能具有现代性社会追求的那种整齐划一、中心明确的特点。鲍曼曾指出，“就现代性的绝大部分历史而言，现代性是一个‘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时代”[1]。若要让整个现代性社会凝聚起价值共识，并迸发出为之持续实践的动力，就必须经由一个特殊的实践过程——大众化。 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文艺大众化是一种要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承担普及、动员责任的实践方式。它必须一手抓文艺，一手抓文艺实践的物质或制度性保障。换言之，文艺大众化必须一手抓文艺，一手抓政治。于是“大众化”必然在对文艺发问的同时也向政治提问。一方面，文艺大众化一定要向文艺发问，它必须既确定要向大众普及的价值共识，又找到为其赋予文艺形式的方式方法。郑伯奇就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指出，“大众化的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而这种文学形式只能是普罗文学[2]。另一方面，只靠文艺自身的力量往往不足以实现大众化。无论是大众化所需要的文化基础，还是用以奠定基础的教育机构，乃至被大众化了的价值若想付诸实践，都需要文艺之外的力量。鲁迅曾说：“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3]这不仅是五四时代的大众化难题，也是所有文艺大众化必然要回应的问题。 正是因为大众化必须在文艺和政治两方面同时着力，我国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早期阶段之后，重心转向了二者的结合。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文章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启蒙并不彻底，因为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文艺，只能游离于主流文艺话语之外的话，那么“五四”之后，欧化了的资产阶级绅士们创造了上流社会的白话文——一种“欧化的新文言”，人民群众还是游离其外。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抓好了文艺这一条线，而没有牵好那条政治的线，在笼统的启蒙和救亡之外未能在这方面凝聚具体的政治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指出，“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如果说曾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政治价值导向并不明确的话，此时瞿秋白提出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无产阶级的‘五四’”[4]。他论述的重点就是用“无产阶级”这种政治性极强的概念替代了早期新文化运动笼统的“新人”概念，将资产阶级的个人明确地转化为革命性的阶级。这实际上就是在大众化的问题上明确地将特定的文艺创作形式和特定的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使文艺大众化真正意义上成为“两手抓”的现代性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