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信息传播机制变迁研究(2001-2021)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秋心,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师资博士后;年欣,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原文出处:
新闻记者

内容提要:

自2001年起至今,人肉搜索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在性质、频率、效率、烈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改变,却始终活跃在网络空间,负面影响难以消除。本研究认为这是由于从论坛时代到微博时代,人肉搜索发生机制经历了潜移默化的变迁。通过网络历史记录、新闻报道和研究论文数据库检索,本研究搜集筛选了20多年来中国境内发生的131起有公开记载的人肉搜索事件进行过程分析与观察,发现2015年之后的人肉搜索从“场所”主导的活动转变为用户主导的活动,形成了自组织,通过集群智能达成合作,过程中充斥着跨平台信息交换、自发性信息整合以及边整合边传播等新特征,导致其自组织边界不清、参与者规模难以衡量、发起门槛降低、更易失控及更难问责。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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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1

      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11.008

      一、研究背景

      在中文语境中,广义的人肉搜索指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网络寻人、在线问答等曾经都包括在内。2001年这种现象刚出现时,因网络普及率、技术便利性等方面的条件尚未成熟,还不足以产生巨大影响,直到“铜须门”“华南虎”等事件出现之后才备受关注,在实践中,其外延逐渐缩窄,后仅指以网络为平台,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搜索整理各种信息,追查某些事件真相或人物身份并给予曝光的活动(付琳,2017),学者总结其具有可参与性(accessibility)、大众化(popularization)、无中心性(centerlessness)、信息及时性(information timeliness)和聚合性(convergence)等特征(Wang et al.,2009)。

      自2001年“陈自瑶事件”至今,中国互联网的人肉搜索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与21世纪初相比,当下的人肉搜索在频率、效率、烈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改变,一旦发生,常常掀起事件的第二次高潮、造成不亚于事件本身的影响。经过观察,本研究认为人肉搜索这一看似不再新鲜的现象,在20余年间经历了潜在却不容忽视的变迁,需要在今天被重新审视。而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本文关注人肉搜索的运行机制——作为一种网民自发形成的合作,它涉及难以计量的用户行动,能跨越一定长度的时间段,过程中还不乏线索搜集、逻辑推导这样的智力活动,这些环节在情绪充斥、发展迅速的热点事件中是如何被实施的?其负面效应为何至今没能得到有效控制?本研究认为探寻其行动机制的变迁有助于厘清答案。

      二、文献综述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现象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它比互联网行为研究中常用的“人—技术”二元结构多出了一个维度——它是人利用技术作用于他人的行动,是一个三元结构。如图1所示,信息技术让人肉搜索成为可能,首先在于它能动员人群,并让这个群体获得远超过个人能力线性相加的能量;其次是让这个群体得以定位目标、实施行动——在这个环节,行动主体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人”,而是被技术结构之后的人群、一个“赛博格”式存在,而信息技术既作为工具为行动主体赋能,又被作为针对他者的“武器”。

      经过文献梳理研究者发现,目前已有的关于人肉搜索机制的研究大多未能充分意识到人肉搜索的这种特殊性,仍在“人—技术”二元结构下展开思考,未能观照A和B两个过程,或是只讨论其中之一,或者将二者混为一体,而本研究首先希望弥补这个缺憾,提高对当下已经历变迁的人肉搜索的认知颗粒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人肉搜索拆解为几个环节:组织协调、信息搜集、信息整合、信息扩散,而图1中的A阶段(赋能阶段)涉及组织协调、信息扩散;B阶段(实施阶段)涉及信息搜集、信息整合、信息扩散。

      

      图1 人肉搜索的三元结构

      (一)赋能阶段:搜索者如何集结?

      人肉搜索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在网络动员相关研究中,情绪①一直是一个关键的桥接点——在女权、政治运动、公益相关的网络动员研究中尤为常见(如Hemmings,C,2012;Papacharissi,2014)。在人肉搜索过程中,情绪也扮演着至少这样几种关键作用:触发、连接与推动扩散。

      从触发层面考量,历来容易引发人肉搜索的事件都存在戏剧性,如挑战人性、违背公序良俗及法律,容易引发信息接收者的情绪反应,为行动的启动赋予了动机。已有研究显示,情绪是人们卷入人肉搜索的重要推动力,并且情绪量还会影响参与率和人肉搜索发现的信息量——当网民冷静地面对搜索话题时,很难找到搜索对象;但当网民情绪激动时,目标则很容易被发现(Zhu,H.et al.,2017),而连接指的是情绪让人和人达成一种暂时的“合意”,因一种“同仇敌忾”而相互连接,结成一个无中心的组织,进而进行扩散行动。隋岩和李燕(2020)认为,在群体传播中,个体情绪在互动中融入了参与者的相关情绪经验,得到普遍的情绪理解,最终被整合为集体体验,这种体验触发分享行为,最终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广为传播,形成一种情感互动仪式。但整个过程是不受控的——任何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渠道,便不再受到信息源的控制。Heng等发现人肉搜索的参与者们用言语暗示和图片等手段相互影响,并且有意识地和其他参与者创造和维持情绪的一致性,而这种作用机制具有传染性(Heng,C.S.et al.,2019:476-492)。需要强调的是,参与人肉搜索的人群并非在触发阶段一次性集结完毕——随着事态的扩散,这个群体的规模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借用情绪来解释人肉搜索的常见视角是将其视为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或译为集合行为)(张跣,2010;刘德寰等,2010),指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匿名的无组织人群,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影响下突然爆发的社会互动(勒庞,2007:50),情绪、流言在群体性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的生成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郝永华和周芳(2013)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人肉搜索是高度情境化的集群行为,即在具有“张力”(模糊性、冲突性、紧急性)的情境中,网民群体自发地围绕某个事件或议题展开的“非体制化”(uninstituitional)行为,虽然属于信息处理活动,但实质是对张力情境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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