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21117.004 城市传播研究是本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个传播学研究分支。其首倡者试图将城市社会中的传播问题纳入到城市研究的视野中来，同时也将城市本身确立为传播学者理应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亦即将城市空间视为参与到人类传播活动之中的关键一环或中介因素，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社会关系汇聚的地方”[1]，而非大众传播的简单容器。 时至今日，城市传播研究已在国际传播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受到世界各地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尚不多见。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传播研究当下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快车道，研究者无暇对其起源问题做过多思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市传播研究自身的学科属性十分模糊，想要定位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颇为困难。但如果城市传播研究缺乏对自身学术史源头的探索，且对其首倡者开创这一领域的初衷缺乏认识，那么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言便难免因缺少核心线索支撑，而让人感到单薄贫乏。为此，本文尝试对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起源进行考察，并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Urban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这一“科学共同体”为中心凝聚城市传播研究发展历程的纷繁头绪。这种学术史考察不仅意味着需对城市传播研究在美国及英语学界的兴起过程概括性地加以梳理，同时也应论及影响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源头，以及城市传播研究开创者对“城市传播”概念的界定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仅针对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主导的英语学界的研究情况，并不能全面涵盖城市传播研究在此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不同路径。而选择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线索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因为其发展过程较为清晰，领域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较为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传播研究在全球传播研究版图中长期处于中心位置，而由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所引领的城市传播研究路径也恰恰借此将其观念、理论和方法向世界各地广为播撒，最终“建构”了自身作为该领域开创者的地位。因此，本文将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的酝酿和建立作为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起点，是基于对该领域当前发展情势的考量，这并不意味着以此为中心遮蔽甚或抹去其他研究路径的存在，而是希冀通过对这一在当下更具代表性的学术理路的考察，激起城市传播学者探索多元的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脉络的动力。 一、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源头 城市传播研究作为城市研究和传播研究的交叉领域，其若干核心观点与传统的城市研究或传播研究领域多有交叠，其中尤以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研究对城市传播研究的理念形成影响最深。 城市社会学的发轫一般可追溯至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或至少可以说，一种较成体系的城市社会学理论、“第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社会理论”[2]的形成便起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城市生态学研究聚焦于城市区域分布的生态学路径，即在城市不同群体之间通过“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过程所形成的层次分明的“自然区域”。如罗伯特·帕克(R.E.Park)所言，“城市似乎是一个强大的分类和过滤机制，通过一些迄今尚未为人们完全理解的方式……绝对无误地把某些个体从整个人口中筛选出来，将他们安置在最适于其生存的特定地区和特定环境中”[3]。这一观点可以视为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核心主张的概括。除此之外，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观点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城市生态学的色彩。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将城市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具有“规模、密度、异质性”三种特征。如果说“规模、密度”两种城市特征仍是城市生态学观点的延伸，那么对城市“异质性”特征的强调则部分地突出了人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和作用。但在沃思看来，由城市异质性推动的社会平等是不充分的，在异质性的城市生活中，人仍然受限于集体，“个体参与许多不同的圈子，但没有一个能够占据他们的全部……结果是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成为一种常态”[4]。因此，以沃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观点实际上是对齐美尔(Georg Simmel)主张的重返，即对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冷漠、匿名、功利主义的想象。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空间中个体存在的漠视或悲观论调，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广泛批评。以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莎伦·佐金(Sharon Zukin)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城市研究者，将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视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同谋，认为由芝加哥学派所发展的传统城市主义观念错误地否定了城市空间中个体主体的能动性，现代城市规划的泛滥最终导致城市的“原真性”丧失，乃至“以地方为限的文化和地方认同的终结”[5]。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思潮及从中衍生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则从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的联结出发，对传统城市主义观点进行了更为透彻的揭露和批判。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左派学者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评“以使用者、居住者为出发点……它处在都市的实践中”[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