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交流的“不可交流”困境与他者伦理的要素探索

作 者:

作者简介:
林子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数字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种“交流神话”,这种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将不断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实现更流畅的人机交互,使他者在场而具有可接近性。然而在真实的交流中,误解、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未消失。由于交流中永远存在他者,因此不可交流性是交流中固有的、技术工具所无法克服的特征。既有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因素在数字时代的延续,虚拟交流中责任感的缺乏,以及承受孤独、沉默和无聊能力的降低,使不可交流在当代社会中成为一个问题。面对数字时代不可交流的困境,我们亟须一种关于交流的他者伦理,这种伦理将他者置于基础性地位并将自我视为与他者关系中的衍生品。他者伦理强调了交流的嵌入性,并使交流中倾听的重要性胜过言说。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字号: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22.05.003

      一、数字时代的交流神话与不可交流的困境

      在当代,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种“交流神话”。无论是互联网,还是VR/AR等计算机模拟场景技术,种种先进的数字技术使得相隔甚远的人也可以进行“近在咫尺”的交流。传播技术不断追求的可交流性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不断拉近交流的距离。一种“交流的神话”便诞生了:通过技术的不断发展,思想将随着信息瞬息传达,交流各方平等地在场,而观念能通过信息的传递最终达成一致,从而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利用社交媒体,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连接和对话;在人机交流中,算法也在不断地创造完美的人机交流的幻象,仿佛用户的情绪、偏好、习惯、思想都能被智能系统完全“理解”。

      人们利用技术工具致力于克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隔阂,令他者“在场”(presence)而具有可接近性。然而,我们越是推崇他者的在场与可接近性,我们越是被对空虚、无目的和不确定性的恐惧所支配。自我与他者的隔阂并未被彼此之间密切的虚拟接触所消除。20世纪的“传播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促进“交流(communication)”和“信息(information)”的分离,使得“传递信息总是比交流、建立关系更容易”[1]。交流原本是“意义的产生者,作为对话的催化剂,能够使信息交换更加人性化”,但在技术进步主义的观点中,信息被理想化,而交流的含义逐渐被简化为“传输、操纵或影响”[2]。交流渠道的多样化并不一定能将不可交流(incommunication)转变为交流,反而可能助长无交流(acommunication)的情况。

      什么是“不可交流”和“无交流”?根据埃里克·达舒( Dacheux)的考据,“不可交流”作为一个概念首先由丹尼斯·于斯曼(Denis Huisman)提出,他谴责过度的交流导致了不可交流[3]。一方面,不可交流可以被表述为一种扭曲的交流[4],其中包括:交流双方没有使用能够被对方理解的词汇,不想回答对方,缺少同感,或者因为没有倾听而不理解对方[2]。但在交流中总会遇到的不可交流同时也是交流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也是交流得以可能开展的前提,因为不可交流意味着发现他者(即差异性),意味着遭遇各种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歧义,这促进了交流行为的发生[2]。不可交流是任何交流的核心所在[5],正是通过普遍的不可交流,交流者们才有可能通过交流获得新的观点和启发。

      无交流则是不可交流的激进化状态,埃里克·达舒将其描述为:“它类似于不可交流,但实际上否定了不可交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明确地或隐含地)拒绝平等,拒绝他人的自由。”[3]可以说,无交流意味着发送者、信息和接收者之间的断裂,是对他人的完全拒绝,是规则的终点[2]。在无交流的情况下,歧义、误解、沉默都丧失了促进进一步交流的潜力。

      不可交流是介于交流与无交流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它会根据交流行为的实际情况而滑向任何一端。不可交流对人与人的交流以及人机交流都构成了挑战,因为误解、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似乎是一道技术工具无法逾越的沟壑。然而,在技术工具不断消除不可交流性的过程中,不可交流似乎越发成了一个问题。

      传播技术的革命曾使人想象,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知情权,拥有平等的信息权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将随之变得更加顺畅无阻。然而,即使在这个社交媒体十分发达的时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发表言论,也不是所有的言论都有相同的分量。极化的言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似乎并没有有效地减少。从社会的角度看,即使有新的传播技术手段来刺激公共领域的重组,等级制度和社会距离很可能会继续发挥作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一些鼓吹准入性、理性和那些宣称社会等级制度将会终结的公共性话语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区分策略出现的,它们忽视了分层社会中特定的不平等现象[6]。使用互联网来重组公共领域的努力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更流畅的互动不一定能提供良好的交流条件,也不一定会产生对表达者的真正认可。平等的想象与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不可交流的窘境日益凸显而成为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传播技术带来的更多是虚拟互动,但与现实互动不同的是,人们有逃避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既能轻易地参与虚拟互动,也能随心所欲地离开[7]。表面上,技术的更新使信息的流动速度加快,使信息的传递不受时空限制,但在交往实践中,更快的信息流动和交流时空的随意切换也增加了人们逃避交流的可能性,例如通过电话、在线语音或视频进行的交流有时会因一方交流者假装“信号不好”而突然中断,又如线上视频会议,旁听者可以有选择地加入、退出或选择静音。交流者本应有责任倾听他者的言语,但在以传播技术手段为中介的交流中,交流者可以利用某些技术特性或功能随时中断交流而不倾听他者的言语。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也在带来新的缺乏责任感的交流形式。虚拟交流倾向于创造一种接近感,一种“远程在场”,一个与约束绝缘的世界:产生远程在场的技术时空正试图让我们永久地失去身体本身,而它过度热爱虚拟的身体,这个出现在“陌生窗口”和“虚拟现实空间”中的幽灵。他者的丧失、物理在场的消退以及倾向于非物质的和幽灵般的在场,这些构成了一种相当大的威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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