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这个内涵，三大体系就如无本之木。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面向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任务需求、面向新媒介技术的结构性变革、面向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交往的新形势，新闻传播学科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性任务，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也需要以此来锚定坐标、厘清内涵外延。本文试图从元问题的探讨出发，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入手，分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所需要面向的基本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列出知识创新的焦点领域，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理清逻辑，进而探索一条实践进路。 一、回到元问题：新闻传播学的本体和实质是什么？ 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杂志等风起云涌，推动了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这种实践层面的动向也必然反映到理论层面，催生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如果从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选修课程和成立新闻学研究会算起，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逾百年，传播学全面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也有超过四十年的历史。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其颁布的研究生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随后，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①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学科至此正式以“新闻传播学”的统一面目出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学形成了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支柱的知识图谱，并在各专门领域垂直深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学科阵列。以目前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为例，新闻传播学类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时尚传播、国际新闻与传播和会展10个专业，这些专业构成了新闻传播学知识图谱的纵深。 应该说，已有的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离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尚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长期跑马圈地扩张而以添砖加瓦方式累积形成的知识碎片如何成为有逻辑的知识图谱？主要面向大众传播而形成的知识概念何以适应新媒体时代传媒业结构性变革的新要求？多源流汇聚、面向多学科开放而形成的知识框架如何彰显本学科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中国特色”的灵魂如何全面融通进入知识体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超越各种表层因素，从元问题出发并以其作为逻辑起点展开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 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要回到本体论层面。顾名思义，新闻传播研究的对象是信息传播，这也是作为实践层面的新闻传播事业的主体特征。有组织的信息传播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信息内容本身，而是以对话、交流促进社会的沟通，“回溯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业，以沟通为核心的新闻实践，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尊重彼此、协商、获取最大共识的内涵，经受住了历史检验，更符合东方和谐秩序的文化传统，为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②。但对话与沟通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其最终指向的是人的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自工业社会和大众传播事业开启以来，新闻在推动人的关系建构方面就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通过新闻世界的建构与传播，转换成人的主观世界的认知。也因此，新闻构建了人类自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的中间环节，新闻传播成为人的关系建构的一种路径和方法。新闻世界通过“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合法的”“社会共识”标准，吸引更多人认可和接受“社会共识”。就这个意义而言，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关注“对话与沟通”及由此对“共识与秩序”的促成，进而推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 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下，对于新闻传播的这一本质意义的认识是重建学科逻辑的关键。总体上，目前新闻传播的所有知识，主要都是围绕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得来的，工业化的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塑造了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体系。特别是新闻学，长久以来建立在职业语境之上，职业新闻主体从事的新闻活动、新闻实践，是新闻学关注的基本对象。职业新闻在新闻图景中占垄断性地位的时代，这种目光向内的学术研究当然有其应然性和必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局限在狭窄的理论空间和知识话语之内，进而无法在更为基础，也更为深广的话语平台、理论平面上进行知识的拓展与创新。而在当今的新兴技术革命中，新闻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职业新闻主体因其他主体被赋权而被降维至众多主体之一，新闻活动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转变，如何摆脱新闻学诞生时期的工业化痕迹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如鲍曼(Bauman)的液态社会理论所描述的，现代社会逐渐从一种沉重的、规则界限分明的固态样态转变为一种轻灵的、边界消弭的、社会生活重构的液态样态，在新闻领域表现出来的就是：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弱边界、高融合的社会化新闻活动。因此，立足于职业新闻活动的新闻学也必须实现根本性转换，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类的传播实践，“将新闻学建立在作为人之存在方式、作为一种与人之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新闻’基础之上，建立在新闻、人、事实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深厚土壤中”③。有学者将这一转变称为“作为范式的新闻学实践转向”。与传统新闻学的实践指向的是新闻业务能力和技巧不同，“在这一视域下，新闻学研究的客体从技术、制度、文本、产品、受众、传播等领域扩展到整个新闻实践的全过程，大大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边界。但新闻学的实践转向还应向人文学科更进一步，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到包括信息文明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在新闻实践中构建的新闻世界是未来新闻学知识创新的窗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