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罢《仪礼》”是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北宋熙宁年间科举改革，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朝廷令试以《诗》《书》《易》《周礼》《礼记》，兼以《论语》《孟子》，而无《仪礼》这一科目。到了南宋，朱熹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将之称为“废罢《仪礼》”，又因科举改制正是王安石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亦称之“王安石废罢《仪礼》”。 这一明显从历史时间中单独分割出来的事件，后来成为礼学史分期的关节点。废罢《仪礼》之前，关于《仪礼》学过去的模样可能并不清晰，但废罢《仪礼》之后，朱熹对礼学的式微进行了具体描述，由此亦构成了他通解《仪礼》的历史语境。由宋至清，学者重复并运用着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并以此来结构《仪礼》学史，尽管他们所使用的“废罢《仪礼》”之后的时间标尺与朱熹有了很大差别。然而，若把宋代科举考试中关于《仪礼》的一连贯事件排列起来，我们会发现，“废罢《仪礼》”这一糅合了朱熹关于礼学的思考与具体事件的叙述，有时却和历史事实并没有那么融洽。因此，有必要重建“废罢《仪礼》”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以便确立该话语生成过程中所要陈述的主题与观点。 一、“废罢《仪礼》”的叙事 熙宁四年(1071)二月，中书言： 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① 此次改制是在“追复古制”、“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的呼吁下展开的。诏令颁布之前，围绕着是否要变革贡举之法以“一道德而奖进于人材”，什么样的考试科目才能获得有为于世的才俊等问题，神宗要求“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内，具议状闻奏”，在此要求下，吕公著、韩维、苏颂、苏轼等均有建言，最后神宗采纳王安石所议。②下诏废罢明经科，诸科改应进士科业；进士罢诗赋，考试试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五经。从熙宁四年诏令的主旨以及诏令颁行前后的各项议论来看，它并不是关于考试经典的争执，更不是专门废罢《仪礼》的诏令。一百二十多年后，朱熹从礼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次改革，他在《乞修三礼札子》中讲： 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③ 这份札子因“会去国，不及上”④，然而，对于有意修具三礼书的朱熹而言，它无疑是一份重要的思想表述。在这段文字中，朱熹至少指出了宋代礼学的三个面相：第一，科举考试中的三礼、通礼、学究等诸科的设置，是保证礼学知识传承的重要途径，三礼虽未能行用于世，但其学说却在科考士人中间诵习而得以流传；第二，熙宁四年变法中，存《礼记》而无《仪礼》，等于将《礼记》由传上升为经，并在事实上废罢了《仪礼》的礼经地位，这一遗本宗末的做法是礼学史上的一大过失；第三，礼学知识的传承出现割裂与断层，考生诵读礼文不过是为了应举，以仪法度数作文之人，所议多出于臆断，其学更莫知源流。 除了这份未及上奏的札子外，朱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⑤ 祖宗时有《三礼》科学究，是也。虽不晓义理，却尚自记得。自荆公废了学究科，后来人都不知有《仪礼》。⑥ 荆公废《仪礼》而取《礼记》，舍本而取末也。⑦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始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⑧ 或许，可以将这些言谈视作是上引《乞修三礼札子》的注脚。在这些讲述中，朱熹对废罢明经科、诸科以及《仪礼》之前与之后的礼学稍作勾画。王安石废罢《仪礼》之前，六经是一个体系；废罢《仪礼》之后，《仪礼》从六经中抽离了出来。废罢学究科、通礼科之前，礼学虽不晓以义理，但学人熟记礼文，礼官亦是专门之官；废罢学究科、通礼科之后，礼官只做大义，不晓礼文，后人从此不知《仪礼》。总之，在朱熹看来，废罢《仪礼》与诸科，这一事件背后所包涵的意义以及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 朱熹关于熙宁四年诏令的高度选择性解读，也为后人所接受，他们重复、化用着“废罢《仪礼》”的说法，用以作为礼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魏了翁列举三礼历史时讲：“至金陵王氏又罢《仪礼》取士，而仅存《周官》《戴记》之科，而士之习于礼者滋鲜。”⑨熊禾曰：“自王安石废罢《仪礼》，但以《小戴》设科，与五经并行，自是学者更不知有周礼之书。”⑩林駉也说：“自王氏废罢《仪礼》，独立传记……自是而后，儒生之诵习者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开元以后之礼，而不知有《仪礼》。”(11)最激烈的议论来自陈普《礼编》，他在自序中列举历史上“人伦尽废、丧纪扫地”的诸种事件，将“王安石废罢《仪礼》”与“七国争王之日，秦人坑焚之余，东西两汉知力把持之末，魏晋齐梁老佛之余，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妇，强藩孽竖恣睢凭陵之极”等相为联贯，用类比的方法，释其为“生人之祸，皆蚩尤以来所未有者”的烈性事件之一。(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