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6日是赵靖先生百年华诞，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世纪学者。 赵靖先生(1922-2007)，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22年9月生于济南，1941年齐鲁中学毕业，被保送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45年大学毕业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7年毕业留校任教，翌年回到燕京大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直至去世，他一直在北京大学执教。最初他致力于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及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则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历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作为1949年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为学科、学会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还承担中国民主同盟等工作，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他论著等身，桃李遍天下，主要代表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主编4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版)以及《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重要论文收入《赵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赵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靖传统经济思想史论选集》(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和《赵靖近现代经济思想研究辑要》(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等。 先生从1959年起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潜心治学心无旁骛，数十年如一日，八秩有余眼疾病痛，仍然笔耕不辍。他博古通今功力深厚，对很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许多前人足迹罕至的领域，都留下他辛勤探究和耕耘的汗水。在先生厚重丰赡的学术成就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许就是他主编的洋洋180万言、历时十余载撰著而成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自1991年至1998年陆续出齐4卷本，2002年出版修订本，2004年还有近50万字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付梓，5大卷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系列经典。 从中国经济学术史视域来看，做通史研究，不仅需要学科发展的长年积淀，更离不开研究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理论素养。择要透析通史研究，能够较为典型地领略先生的学术特色和创新贡献。这个“通”，既是研究时段、撰述内容之“史通古今”——“纵贯中国数千年来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更是规律探寻、学理融通的“学究天人”——“探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发展规律”，终至“创新自成一家言”。传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贯穿先生治学心得、理论探求和无数心血的力作，也是本学科20世纪系统性研究专著的重要里程碑。 考察学术发展是经济学术史的基本特征，也是认识和把握学术成果的重要路径。将先生的学术贡献置于中国经济学术史来考察，将其最具特色的通史研究，从深入追踪科研创作史入手很有必要。通史的创作过程，彰显了先生及其团队非常注重“三个有机结合”的编史学特色。一是科研方式上人才培育与著作撰写有机结合，写书为育人，出人才为更好地写书。作者都是先生的学生，“子弟兵上阵”有利于体现主编的思想意图和风格路数，所谓“教育与科研有机结合”在这里得到完满的呈现。二是研究内容中将经济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有机结合，力图使思想史脱离“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三是理论创新中将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具体史实的实证考察有机结合。先生强调治学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探索意义重大的理论模式创新。他提示中西方经济思想研究模式不同，源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形态，传统中国不适合采用西方的“商品—资本”模式，“地产—地租、赋役”模式更适合国情。 先生主持的研究将经济思想同历史过程相贯通的基本理路，也是系统性经典成果的“筋骨”，大致可以表述为“三条主要线索”和“四大基本特征”，这也是他长年治学的精要积淀，成为立论框架和核心要论。三条线索：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经济形态和思想学说看成是每个时代社会经济的反映。二是注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影响，中国的国家政策对经济思想影响最大。三是把握传统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形态，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儒家思想居于主要地位。四大特征则是：第一，中国经济思想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富民富家必须服从富国，富国是主线。第二，“富”与“均”的关系十分重要，“富”是经济思想的主流，而“均”虽一直存在却是非主流。第三，“义”与“利”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反映了经济利益与社会伦理之关系，“义”规范经济行为和获利方式。第四，以“重农”为主要特征的“本末”关系论，说明农业在自然经济时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些可以作为考察几千年传统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 先生治学宏微相济，理论追求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发掘和史实考辨基础之上。透过先生的鸿篇巨制与精要阐述，可以较为深入全面地概括其治中国经济思想史最突出的十大贡献。(1)发掘、整理或丰富了许多人物包括小人物(本学科人物的大小与历史中的不同)的经济思想，如东汉的桓谭、王充直到五代宋元的郭威、苏云卿，再到明清之际的李雯、陆世仪等，深化和拓展了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先生强调经济思想的研究要以人物为基础，不赞成“思潮说”。(2)爬梳、新解一批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史文献资料，如《太平经》《百丈清规》《农书》等，将本学科的文献史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3)运用材料和考证方法独到，如对《管子》“轻重”诸篇的考证颇多新见；结合具体时代提出《列子·杨朱》消费思想与战国初期的道家杨朱及杨朱学派大相径庭等。(4)对诸子百家的认识和研究也大为深进，如将法家细分成“秦晋法家”与“东国法家”，具体分析两者的观点异同，使科研工作更加细密深入。(5)对禅宗的农禅经济思想的研究颇具创新性，收入《通史》的主要内容曾于1995年发表在《国学研究》第3卷，获得很高评价，丰富和开新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6)拓进和深入民族经济思想研究，包括以往很少涉及的辽、夏、金等朝代的民族经济思想，填补和完善了中国多民族经济思想史的应有范围。(7)关于“治生之术”的系列研究，有助于弥补经济思想中较为薄弱的微观分析，使得学科基础更加科学、更加坚实。(8)注重分辨同一词语在特定背景下的不同内涵及其蕴积的经济思想意义，如对重要的基础性范畴“富”的研究，具有示范性作用。(9)还有若干精彩之处，如对历代农书中经济思想的发掘阐述、有关司马迁“善因论”和丘浚“自为论”以及明清商人“贾儒相通说”的提出等，均是如此。(10)提示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科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