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伟义(1993- ),男,安徽铜陵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李琳琦(1964- ),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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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的士商关系向为学界探讨的热点。研究者多认为,传统的士商关系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具体表现为商业实践在价值观上被重新定义、士商界限渐渐模糊、商人地位在士商互动中的提高。①已有研究多将商人视为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研究视角多为商人阶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但研究的史料基础,多为对商人心理变化的记载与士人对商人的肯定之语——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出自士人之手。并且,这些材料多为墓志铭、行状、寿序等,由于文体限制,其真实性自然也需要进一步深究。因此,本文拟转换视角,从士人出发,对明清时期的士商关系进行另一角度的思考,以期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贾名儒行”:商人自信的来源

       徽商程季曾说过:“藉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②这句话可以视为对明清商人自信心理的一种概括,具有类似内涵的言论在徽商有关文献中并不少见,徽州的《汪氏统宗谱》上亦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③“空同子曰:‘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④“空同子”是为李梦阳,“士商异术而同志”一语,则是李梦阳对商人之语的转述。其语出自李氏所撰的《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⑤根据文章所述,传主王文显系山西蒲州商人。可见,晋商与徽商在与士人比较这一方面,具有相同的自信心理。在明清士人为商人撰写的文章中,这种表达商人自信心理的语句并不鲜见。余英时便以此认为:“‘良贾何负闳儒’‘贾何后于士’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不敢想的,这些话充分地流露出商和士相竞争的强烈心理。”⑥诚然,这些商人的言语话锋显露,直接表达着“欲与士人试比高”的意味。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商人这种自信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商人们所要与士人竞争的内容是什么?换言之,商人的自信究竟源于何处?

       对于这个问题,多数研究者延续了余英时的思路,理所当然地认为商人欲与士人竞争的是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已将自己与士人平等视之。⑦然而,研究者们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商人”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之一,这种角色由职业所赋予,而职业,不过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是构成人的本质要素之一,并非人的本质。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问题,只有基于其职业所限定的商业实践维度才具有意义。那么,明清社会的商人对于单纯的商业实践又是否具有自信呢?

       弃儒就贾的凌珊“恒自恨不卒为儒”;⑧洪庭梅以经商发家后,虽“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坐以商贾自秽”。⑨商人吴烈夫晚年则叹道:“商贾末业,君子所耻,耆耄贪得,先圣所戒。”⑩亦有商人对后代教导道“毋效贾竖子为也。”(11)可见,商业实践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转换为商人自信的资本,他们对自己商业实践者的角色仍旧自感卑微。这样的自卑,其实与上文所引商人自信言论在本质上如出一辙。正如已有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商人在士商比较中所赖以立论的根据“仍然是儒家的理念,他们对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还依然是以传统的‘士’‘农’为其参照系。”(12)商人得以与士人进行比较,离不开对“士君子之行”“高明之行”等儒家理念的修持。“大凡取得商业成功的徽商几乎都以诚信为本……大凡以利以义制,非义之财不取为圭臬者,都往往取得商业的成功”(13),实践证明,这些所谓“士君子之行”中所蕴含的道德要素,并不为士人们所独占,亦是商业成功的条件。但从上文所引可见,在明清商人的认识里,这些能够赋予商人自信的道德要素并不存在于商业实践之中。也即是说,这些自信的商人并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可见,商人在与士人竞争中,真正自信的是“儒行”——对儒家伦理等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贾名”。也正因此,“士君子之行”“高明之行”是商人与士人进行比较所不可或缺的前提。

       洪亮吉《更生斋集》中有一则关于士商交往的记载,经常被研究者用以讨论商人的自信心理:

       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中愤极,从石狻猊下,潜往拍商人项。商人大惊回顾,中大声曰:“汝识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识。”曰:“识向之趋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识也。”即告之曰:“我为汪先生,趋揖者为某先生,汝后识之乎?”曰:“识之矣。”中曰:“汝识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惊,然度不能奈何,丧气以去。(14)

       余英时将此记载中肄业生的态度作为捐纳制度使商人在地方上成为有势力绅商的证据,以此说明明清时期士商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15)一些研究者对此也有相同的解读,如范金民认为:“商人高傲,贱视劣生,于此可见。”(16)唐力行认为:“商人用金钱买得了官职,也就买得了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和声誉。”(17)高建立认为:“富有商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8)但是,以上分析均到“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为止,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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