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辽代一向以崇佛著称，因此，学术界对辽代寺院经济早有关注，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①，曾被视为空白的辽代寺院经济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②。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史料依据不足、结论有欠客观等缺憾。相较于其他时期，辽代佛教之所以受到学术界格外重视，很大程度上，与“辽以释废”的历史话题有关，而寺院经济膨胀又常常被论者作为“辽以释废”的重要依据。因而，辽代寺院经济究竟呈现何种样态，关涉到学术界对辽朝亡国之由的探究。从这一认识出发，辽代寺院经济值得重新讨论。此外，近年发现的一些辽代碑刻为我们了解辽代寺院财产的来源、寺院经济的规模与管理提供了若干新材料，为我们重新审视寺院经济与辽朝灭亡的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为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对辽代寺院经济进行重新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辽代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 辽代佛教寺院财产的来源，部分为前代遗留，幽州地区尤为明显。唐代以来，幽州地区佛教发达，寺院众多，就目前所见材料，有名可考的佛寺即达96座③。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这些佛寺及所属寺产当然也一并入辽，进而，为辽代幽州地区佛寺留下了丰厚资产。除此之外，辽代寺院财产来源可归纳为下列几种。 (一)皇帝敕赐 辽圣宗以后，辽朝皇帝与佛教的关系日益密切。圣宗之后，道宗本人又精通佛典，崇奉佛教，他在位期间，曾多次敕赐寺院财物。大安年间，因见觉山寺塔、殿颓坏，道宗“旨敕下重修”，“仍赐钱十万缗”，“更赐山田五处，计一百四十余顷”④。清宁年间修缮缙阳寺时，道宗“赐银一十两，绢一十匹”⑤。清宁五年(1059)，秦越大长公主舍宅为寺时，“道宗施五万贯缗以助”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魏晋以来皇帝赐田给寺院时有所见，但发展到唐宋时期，赐田的数量、次数已呈逐渐减少趋势⑦，考虑到辽代经济水平，也不大可能赏赐佛寺巨额财富。因此，皇家敕赐财物占寺院财产的比重应非常有限，而且，从皇帝敕赐中受益的寺院数量也不会太多。 (二)世俗信众捐施 辽代佛教兴盛，上自皇室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往往把向寺院捐施财物作为积累功德的重要方式。有的世俗信众，不惜舍宅为寺，如，“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⑧，金人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记载了另外一位辽代公主舍宅为寺的史实。明昌元年(1190)二月，王寂出巡辽东时，曾歇宿宝严寺，在与寺僧的对谈中，王寂了解到，“尝闻老宿相传此辽药师公主之旧宅也。其后施宅为寺，人犹以公主之名呼之。今佛屋，昔之正寝也；经阁，昔之梳洗楼也”⑨。两位公主都曾舍宅为寺，从中可以看出辽代皇室浓厚的布施风气。 除皇室成员信仰佛教，辽代各级官吏及眷属也在日常生活中发心敬佛，经常向寺院施舍财物。咸雍八年(1072)，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之妻、兰陵夫人萧氏建造静安寺，“凡巨细之费，余于二万缗”，“皆贤夫人鬻奁饰、减衣御之为也”⑩。玉田县永济务西南二里，有地曰南台头，清宁元年(1055)，“有盐监张公日成者，爱其地，以为可起梵宇，为乡邦依归之境。乃出金售之，经始基构”(11)。辽代世俗信众布施寺院的财物，甚至净瓶、香花等亦在其列。归化州殿直张世卿“特于郡北方百步，以金募膏腴，幅员三顷。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张世卿种植的鲜花全部用来布施佛寺，“特造琉璃瓶五百双，自春洎秋，系日采花，持送诸寺”(12)。上述三则布施史料，既有达官显贵也有普通中下层官吏，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辽代各级官员向寺院捐资输财的热情。 与皇室、官员相比，普通信众的规模最为庞大。限于财力，普通施捐者可能布施数额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布施热情，正如一方辽代碑刻所云，“若抽鹅眼之资，必值龙华之会”(13)。这些普通信众，有的在石刻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如咸雍四年(1068)重修阳台山清水院时，南阳优婆塞邓从贵“舍钱三十万，茸诸僧舍宅”(14)。乾统二年(1102)《施地幢记》载，“王仲远施地五亩”(15)。然而，可以相信的是，大量未能留下姓名的信众才是向寺院捐资输财的主力。重熙十三年(1044)，沈州信众建造无垢净光舍利塔，其建塔石函上刻有建塔题名一千五百人以上，除极少数有官职者，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甚至是十五、军儿、悟儿、秃哥这样的底层信众(16)。 (三)寺院从事宗教活动的收入 佛教以普度众生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事宗教活动是无偿付出，相反，从辽代石刻史料看，大量宗教活动都与寺院收入有关。 一是参加斋会、道场的收入。辽代佛事活动繁多，斋僧念佛尤为普遍，彭城刘承遂于天庆四年(1114)“请诸师读大藏经，其于斋櫬之资，皆自供拟”(17)，这里的“斋櫬”指僧尼为施主开展法事活动所得财物(18)，刘承遂请僧读经，自拟斋櫬，说明僧人参加法事活动能获取经济收入。辽代一些富裕之家在生病或有亲人亡故时常常大做法事，如北枢密院令使刘郎中娘子傅氏临终前，“自愿预开菩萨戒两席，诵法华经五百部，开延道场七昼夜，广斋僧宝，不可胜数”(19)。率府副率萧闛妻子去世后，举办了大规模的法事活动，“日饭苾刍，不减数十人。净设道场，精诵神咒。分阅贝典，仅逾半稔，登登不绝，引卷还秩，难可胜计”(20)。这里，傅氏临终前，开道场七昼夜；萧闛妻子去世后，追荐道场更长达半年。这还仅仅是官员妻子的身后道场，一些高级官员本人去世后，道场规模更为宏大。率府副率萧闛去世时，亲属为其举办“生天道场一个月，斋僧四百人”，“次道场三昼夜，斋僧四十人”，“弟阐疏道场七昼夜，斋僧九十八人”(21)。萧闛的升天道场前后持续一月有余，斋僧五百余人，如此大规模的道场，当然会给参与其事的僧尼带来不菲的“斋櫬”之资。
